——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与中国体制改革的迷茫

 

　　目前，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政策在中国已不再那么被信奉了。

 

　　对于生产过剩、供需错位等结构性的问题，市场的自我紧缩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办法。然而，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政策却偏偏要通过自己的逆市调控而干预它的自我修复。这种逆市的干预固然也能把更多的经济增长很光鲜地刺激出来，但归根结底也只能把这种市场紧缩的结构性阵痛暂时地缓解一下。刺激的灵光一过，市场还会依旧变本加厉地阵痛起来。滞胀的招致与危机的难除，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物。

 

　　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一些干预市场的政策会陷入这种难以自拔的困境呢？这里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它的逆市调控犯了一种为增长而增长的错误，这种调控没能瞄准社会大生产中的供需错位与比例脱节，而只是想通过刺激社会的总需求来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里有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种凯恩斯式干预的盲目性及其为增长而增长的功利性。针对经济的萧条与失业的加剧，凯恩斯给出的一个暗喻性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一个装满黄金的瓶子深埋地下，然后再招来一大帮子工人进行挖掘。在政策的操作层面上，凯恩斯的一些建议大都集中在政府对铁路、机场、桥梁等社会基础性设施的直接投资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其实质也就是用政府的直接投资去取代那些生产过剩中不断萎缩的私人投资，以此支撑和拉动社会上的有效需求。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视野及其他对古典经济学前提的直接否定，使其对市场的干预很难统筹到各个生产部门所供产品的微观对接与价值实现。他的那些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只能更多地提振起一些社会上的总需求，却显然没有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及其联立出的方程组更能关注到整个社会生产链条上的比例脱节与供需对接这些根本性的结构问题。

 

　　在2008年的那场国际金融危机对凯恩子主义的全球性召唤中，中国的那个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也显然没能规避了它的这个软肋，其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也照例配置到了它的那些传统指向上，而不管这种投资拉动出来的需求能不能长周期地与市场对接起来。

 

　　下面的一个投资案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在与财知道的答问中，胡释之举例论证道：“最近的三一重工，在闹裁员风波，我们讲刺激经济，其实对什么行业是影响*5的，就是这种离消费越远的行业。这种重工机械行业更是影响*5。刺激下去，他们是会增长最快的，他们带动的投资*5。但是，等这种刺激效应过去之后，大家明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钢铁、重工机械的时候，这些重工企业会*9个感觉到他们的产品不好卖了，会*9个感觉到危机来了。”（凤凰财经2012年7月16日《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为什么那个4万亿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反而制造出了更多、更严重的生产过剩，这里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它的这种刺激没能瞄准那些市场上的短板供需。按比例生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中所暗含的一个基本规律，也是实现瓦尔拉一般均衡的一个基本前提。为什么温家宝的救市老是修复不好这种市场上的结构性瓶颈，没能尊重这种按比例生产的规律，没能抓住市场上的短板需求进行扩大性的投资，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吧。我们讲政府救市的错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所以，现在讲中国经济体制的未来变革，有些市场派的经济学家总是把它寄望于新一届政府对自由市场力量的重新相信和重新尊重上，寄望于经济成分在国有与民营之间的更大规模的替代上。这种变革的路径实际上已通过许小年的中南海喝茶与其市场派的代言人胡释之传达了出来。“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实非常的简单，就四个字，叫国退民进。”对此，胡释之答疑道。

 

　　经济成分的更多民营化，就能解决那些市场上的结构性问题了吗？

 

　　实际上，市场的自发均衡与自我紧缩，也不总是万能的。如若是万能的，又岂能发生1929—1933年的那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呢？又岂能再发生那么多美国的次贷与欧洲的债务危机呢？

 

　　从国企的一家独大所滋生出来的那些诸多市场弊端上看，经济成分的多元配置与相互竞争，的确都是必须的。然而，民营经济的成分在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中毕竟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东西，占主体、主导地位的只能是公有制这种经济成分。这种构成在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至少也算是一个基本的遗嘱吧。所以，国退民进无论怎么搞法，都不能突破这种经济成分的配置红线。

 

　　民营经济固然也要扶持，但也绝不能在这种对自由市场力量的尊重上昏了头，以致让民营经济经常蛇吞象地把那些更多的国有资产并购到自己的门下。这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盛宴在以往的国退民进中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因而，在那些市场派的经济学家重获政府青睐的当下时节，也必须更多的警惕这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盛宴重蹈在这种对自由市场力量的重新尊重之中。

 

　　当然，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局，凯恩斯主义的老路是绝对不能再走了。因为我们逃脱不了它的这样一个宿命——也即要治理高通胀就必须把经济减速，而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则又必然会出现高通胀。

 

　　这种经济上的滞胀病，归根结底也还是发端于这种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在对社会总需求的提振上，老派的凯恩斯主义，实质上就是不分主次、不分缓急地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没能尊重按比例生产的规律，把那些市场上的短板需求刺激出来。如果能够尊重这种按比例生产的规律，或按照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要求及其在此基础上联立出来的方程组来组织这种扩大性的社会再生产，也许这种凯恩斯主义的老派做法所招致出来的滞胀危机，就不会更经常地出现了。因为通过这个联立方程组而计算出的均衡价格会自动保证每个市场的按时出清的，不论是生产的结构性过剩，还是有效需求的不足都很难出现在这个联立方程组所调节的市场中。

 

　　所以，中国的体制变革不在于回到对自由市场力量的更多倚重上，而在于对自己所信奉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要使它的干预视野更多的瞄向那些市场上的结构性问题，并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政策扶持，而把那些市场上的短板供需更多地提振起来，以实现整个社会生产链条的有效对接及其社会所需产品的自发均衡。提振短板生产、压缩过剩供给、淘汰落后生产力、扶持扩大先进产能。这些都是政府干预大有作为的地方。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整个经济的结构品质与可持续增长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是颠覆凯恩斯的传统做法，还是重新回到自由市场的道路上来，中国的体制变革将再次掉进这种进退两难之中。

 

　　许小年能被温家宝请到中南海喝茶，这也许已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决策层的失宠。而只要他的尊重自由市场力量的一些倡导受到了中共十八大所遴选出来的新一届政府的更多青睐，那么，中国的天也就将会变得更有利于那些有着权力支持背景的市场新贵了，通过经济的民营化，他们会把更多的财富合法地攫取到自己的私囊里，社会大众与市场新贵的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到头来我们谁也摆脱不了这种劳动与资本宿命的折磨。

 

　　许小年的喝茶似乎就是这种变天的前兆。中国社会大众的未来真是令人堪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