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能安贫乐道？像孔子夸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问什么有人面对冷嘲热讽、千夫所指也能义无反顾，“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问什么张载一介书生，却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在学术上终成正果？问什么毛泽东还是个青年学子时，就有“世界是我们的，革命要大家来”的宏大气魄，终于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说这些人都是崇高的，但崇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是“走进崇高先遣团”的光荣一员，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说明崇高的本质和我们前进的方向，怎么做好这个带路先锋呢，岂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么？

 

　　在张北草原上，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顶着夏天的炎炎烈日、冬季的漫天朔风，不计名利，默默耕耘，在生态严重退化的沙地上植下一片片新绿，希冀在多年以后对改善北京的风沙天气能有所助益。他们做的事不大，取得的成果可能更小，除了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谈不上多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未必为着同一个目的，对志愿活动未必有着一样的激情。但是，他们中间最执著、最坚守的核心成员，却绝对配得上“崇高”两字，因为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个人物质回报的情况下，持之以恒为社会公益无偿奉献。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这些许摇曳的志愿之火，正是暗夜里烛照人心、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的信仰之火。是的，崇高的根源就在信仰。

 

　　2010年，我参观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曾深深被川东地下党员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所折服。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就叫《信仰》：

 

　　清涧有知悲歌行，鬼窟松海两冥冥，

 

　　将军不负笼虎意，娇儿偏能壮士吟，

 

　　劲风涤去浮华志，青山捧出赤子心，

 

　　后人惭对一甲子，忠魂犹伴为天明。

 

　　信仰，顾名思义，信上仰止。信者，对真理的认可与赞同；仰，是对真理的敬畏、敬慕和依赖，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信和仰，不但有程度的不同，也有表现形式的差异。“信”，可以体现在口头上、纸面上，甚至是体现在行动中，如对社会道德法律的自觉遵守。但如果“信”没有到“仰”的程度，即更自觉、更高尚的阶段，是无法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对真理发自内心的崇敬和追求之情，才支撑起歌乐山先烈的精神天空，并仍在不断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

 

　　当然，信仰不是虚无的东西。真理有鲜明的时代性、社会性和阶级性，我们今天所说的信仰和崇高，与孔子、张载的时代相比，从精神内核上已是天差地别。但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即那些对真理敬畏、爱慕、仰望的人，一定会有行为特征上的共性。

 

　　他一定是自觉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之后的。信仰带来的是与真理同在的自信和气度，是精神上无与伦比的愉悦和幸福，这是任何物质的补偿和肉体的享受所不能替代的。贪图享乐之辈可以夜夜笙歌，掩饰不了空寂的灵魂和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反倒是开国将军甘祖昌居功不自傲，主动放弃优厚组织待遇，回到老区家乡带领群众白手起家、共同致富更彰显出人性的光辉。有些人对他的行为不理解，甚至自家的亲兄弟也感到憋屈，责问甘老将军：“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平静地回答道：“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真正有信仰的人都是在廉洁自律上率先垂范的！

 

　　他一定是热爱学习的。因为渴望真理，所以他会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把自己用知识充实起来。他总想对真理多了解一些，对规律性把握的更准确一些，对事物掌握的更全面一些。学习不应当是知识分子、或者[*{a}*]干部的专利，相反，应该是每一个有信仰追求的人的自觉的行动。与中国人均GDP排名相比照的是我们的低阅读量，2011年中国的人均图书阅读量是4.3本，韩国是10本，俄罗斯20本，以色列最多，达到60本左右。每4500个犹太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300册。中国每46万人才有一座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0.27册。当然，阅读量和对真理性的把握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也一直强调“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但谁又敢奢望一个对学习都没有兴趣的民族，会焕发出普遍的崇高理念和公民热情呢？

 

　　他一定是有担当的人。真正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是勇于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无所畏惧的勇士。井冈山黄洋界上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荷树，1928年秋，红军来到井冈山，毛泽东、朱德与军民们一道挑粮食，往返100多里从宁冈上井冈山，经常在这棵大树下歇脚拭汗。一天，毛泽东问战士们，站在这里能看多远？战士答：能看到江西和湖南。毛泽东则说：“站在这里不仅能看到江西和湖南，而且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正是这种胸怀天下的气度，让毛泽东在井冈山无比艰苦的环境中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革命最低谷时就预见到革命高潮的到来，并且留下这样的千古名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正是这种藐视一切困难的气魄，使一支七八百人的革命队伍二十年后就变成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百万雄师。环顾我们现在的社会，却有很多[*{a}*]干部刻意远离矛盾、回避矛盾，遇到重大社会课题拿不出办法。在能力恐慌的背后，不仅是不善学习，更重要的是信念的丧失。

 

　　他一定是对组织绝对忠诚，对组织纪律绝对服从的人。当他确信了他的信念的真理性，并明白这样的理想必须通过组织来实现时，他对组织和组织纪律的服从是完全自发和无条件的，是不需要组织纪律的暴力和惩罚来实现的。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没有一个是靠枪逼着坚持革命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女红军曾志会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换来两百大洋来贴补组织的活动经费，因为我们不再容易摆脱简单的伦理观念来理解革命时期生死离别之际超越人伦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组织的热爱。曾志曾经说过：“我不仅是个女人，更是个战士”。简短的话语，字字玑珠，掷地有声！在我们党面临信仰缺失、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的今天，除了以坚定信仰为基础的钢铁纪律，我们靠什么取得新的胜利？

 

　　崇高源于信仰。在这个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社会，信仰则因它的稀缺而犹显珍贵。并非人人都有信仰，崇高的行为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绿化志愿者无非想用辛勤的劳动，播下一个信仰的种子，即使是这样小小的要求，也时常遭到各种各样的非议甚至是刁难。《庄子集释》中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也就是说：对井里的蛙不可与它谈论关于海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狭小居处的局限；对夏天生死的虫子不可与它谈论关于冰雪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时令的制约。我们坚守自己的信念，无愧于心，无责于人，又何必在乎“与夏虫语冰”的烦恼呢？我曾在一次志愿活动的归途，望着茫茫草原有感而发，赋诗《植树》一首，与众友共勉。

 

　　千里家园听悲鸣，上都不见大帅营，

 

　　涩涩黄沙蚀古道，棘棘小草守凋零。

 

　　汗水做珠馈苍生，青松化香敬神灵，

 

　　唤醒十万志愿军，让我草原重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