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控股在香港正式开始了全球路演，外界给予了这家30年的企业极大的关注。看到这些报道，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27年前，我陪同中科院周光召院长*9次去参观香港联想时的画面：在香港柴湾非常破旧工业区，一个拥挤杂乱的小楼里，柳传志在一群穿大裤衩、光膀子的工人忙碌的身影中，给我们讲联想未来国际化的梦想。
 
　　这些年当中，也经常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如果当时你没离开中科院，好好做你的处长、走你的仕途，你的人生会怎样?
 
　　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是从1992年和柳传志一起坐火车硬座的经历说起。
 
　　1990年，我正式离开中科院加盟联想，先是在总裁室工作，从柳传志的助理做起。后来因为要派到香港联想工作，所以几乎将联想当时的各个部门都实习了一遍，工厂做过，也卖过打印机。当时做的也都是一些小事，和我以前在中科院经常接待诺贝尔奖科学家、接待高级别的外宾相比，真是有很大的落差。
 
　　1992年，我陪柳传志从深圳到广州出差，当时的条件，只能坐硬座。就在那个咣咣铛铛的硬座火车上，柳传志和我讲了很多如何适应企业工作的心里话，直到现在，那个场景，那些可能影响我一生的话，我都无法忘记。
 
　　在大家眼里，我是“资产阶级小姐闹革命，从城市到延安”，关于我在中科院时从处级干部升任副局级干部时遇到的困扰，柳传志也是很清楚的。
 
　　在拥挤的火车上，柳传志对我说：“雪征，你要知道企业做事情是以结果来考核人的，不是考核过程。面对结果与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要埋怨。不要埋怨[*{a}*]，不要埋怨环境，也不要埋怨对手或者你的同事，你只能埋怨你自己做得不够好。”
 
　　柳传志还说：“企业和体制内*5的不同，就是企业是为了做事而做关系，不是为了做关系而做事。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的事业，如果把这个想透了，你就不会觉得委屈。”
 
　　柳传志在中科院时一度调到科学院的干部局工作，但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应这个工作。柳传志说，当时他有两个选择，要不好好做下去，也会做得很好，要么就离开，但是他绝不会坐着这个地方又不干事还发牢骚，这是没有用的。
 
　　这些话对我的启发是非常之大，甚至彻底扭转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包括后来在联想工作的17年，我都把这些话当成座右铭。
 
　　那次漫长的硬座之旅，使我终身受益，而两年之后的1994年，柳传志也用他的亲身经历，再次让我在实践中懂得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当时，联想准备在香港上市，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当时红筹上市在香港的不多，大概也就那么两三家，真正实现上市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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