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贷存比限制这一并不十分起眼的法律条款会产生这么严重和广泛的影响呢？事情要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说起。
 
    贷存比限制意味着商业银行只有通过积极组织一般存款作为资金来源，才能给实体经济领域发放贷款。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从宏观上来看，把所有商业银行合并在一起，它们从哪里去获得一般存款？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贷款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这必然要求商业银行能够获得持续的一般存款来源以支持其经营活动。
 
    看起来这似乎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商业银行直接发放贷款，企业把随之获得的贷款存入银行，从而形成一般存款。这一方法的问题是，这会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存款的数量以相同的速度增长，随着分子和分母同幅度地扩大，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会持续上升，最终在数学上接近1，这无疑远超过了75%的法律规定，从而是无法长期持续的。
 
    二是商业银行在一级市场购买企业债（或公司债等），企业随之将筹集资金存入银行，形成一般存款。商业银行购买企业债与对企业发放贷款是高度类似的，但可以绕过贷存比的限制。这一方法的问题是，商业银行组织一般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能力将取决于企业在一级市场上发债的意愿和进度，从而失去了自主性。更重要的在于，企业发债的意愿与社会经济发展对贷款的需求未必同步，从而形成诸多问题。
 
    三是财政部门直接或间接向中央银行发债，获得资金，拨付或发放给企事业单位，从而形成商业银行的一般存款。这一方法的潜在问题与方法二是类似的。
 
    在二级市场上，商业银行从企业和居民手中购买债券也可以形成一般存款的资金来源，但在现实中债券大多数为商业银行所持有，居民和企业持有债券的数量并不很大。更加重要的在于，商业银行持续地从居民和企业手中购买债券，必须依赖于企业和财政部门持续地发行和供应债券，从而带来在方法二中所讨论的问题。
 
    四是企业和居民通过出售外汇获得资金，转入商业银行形成一般存款。企业和居民获得外汇的渠道有很多，例如通过国际贸易盈余，或者在国外市场借贷等。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企业获得外汇的渠道可能被关闭，或者由于各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相关能力也许会快速下降，甚至转入资金外流状态。
 
    五是商业银行动员企业和居民减少现金持有，尽量将结余现金存入银行。这一方法的问题是，社会经济活动总是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随着居民和企业手持现金的减少，商业银行将不得不提供更高的利率和更便捷的服务来动员现金，随着成本的上升，这可能越来越不经济。
 
    更加重要的在于，居民手中的现金都是由中央银行发行和供应出来的。中央银行向居民供应现金的渠道，要么通过购买国债，其问题在方法三中已经讨论；要么通过再贷款（再贴现），这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放了再贷款（再贴现），这会形成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负债，但并不计入一般存款，所以是无法用来放贷的。如果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国债（金融债等），那么商业银行手持现金或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增加，这同样不能直接增加商业银行的一般存款。
 
    在商业银行不能放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这些操作也无法转化为居民的手持现金。
 
    那么从历史上看，在商业银行法生效以来接近20年的时间里，商业银行又是如何获得一般存款的呢？从数据上看，这主要是通过第四种和*9种方法，尽管其他的方法偶尔也会产生一些作用。
 
    第四种方法的作用最终表现为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大增长，*9种方法表现为商业银行贷存比例的波动和上升。
 
    我们知道，在贷存比的约束下，所有这些方法都存在潜在的问题和缺陷。看起来在2010-2011年期间，这些问题和缺陷开始集中暴露出来。
 
    从宏观上看，2010-2011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开始显著放慢，这一趋势似乎会长期维持，由此形成的商业银行一般存款的增长也随之下降到个位数的水平，并可能继续下行。与此同时，随着商业银行贷存比的上升，这一比例开始接近法律限定的红线。
 
    这意味着前述第四种和*9种方法已经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开始面临系统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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