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经济学教科书将宏观调控定义为对经济总量的调节，主要通过承担货币、财政政策职能的央行、财政等部门实施。但近年来，政府控制土地供应、房地产限购，甚至干预生猪供应等均成为所谓宏观调控手段。社会上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是计划经济模式的行政干预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卢锋：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部门和工具都比较宽泛。中国处于转型期，难免有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问题是不能偏多偏广偏泛，否则就会妨碍微观，妨碍市场机制的成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到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说明中央也意识到要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但我们也注意到，三中全会决定讲到宏观调控时要以财政和货币为主要手段，也提到要和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
 
　　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改进，因为过去我们常说产业政策就是宏调政策的一部分。问题是这二者怎么能结合起来呢？比如说“土地宏调”，2008年底刺激经济形势下，土地部门决定提高用地审批效率，使2009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总量同比增加8.6%。不过从后来“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公布的信息看，当年实际建设用地供应比上年增长44.2%，建设用地增量与增长率超过计划指标几倍，可见把土地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客观面临难以灵活调整与有效操控的困难。
 
　　再比如“环保宏调”，政府环保干预是利用“看得见的手”来治理私人部门市场行为的负外部性效应，依据主要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不是宏观稳定目标。环保标准高低，虽然会通过改变投资预期成本收益具有宏观影响，但环保政策本身与宏观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逻辑联系，实践层面上缺少全周期调节工具的制约。此外，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政府的环保干预范围和力度也不应该随着宏观周期变动而频繁改变。
 
　　说到底，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形势的短期性变化，但土地、环保、产业政策等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不能说经济不好了就松，经济好了又紧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在研究近十年的“宏调史”，宏调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如何？
 
　　卢锋：宏调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致的。宏调的科学化和改革完善，关键在于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范围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对宏观调控宽泛化的问题，有一种理由是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所以不得不这么做。但是，要认识到这也将加剧既有体制的扭曲和固化，从而形成一整套利益集团思维模式。现有宏调背后有一整套理论架构，一些声音从各自利益出发认为就应该这样。
 
　　宏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互动的，推进宏调体制改革本身就有市场改革的涵义；完善市场体制，也必然要改革宏调体制。
 
　　《瞭望东方周刊》：从历史上看，我们对宏观调控的认识是如何演变的？
 
　　卢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话外国人根本听不懂，但中国人觉得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时意识形态要求不能放弃“计划”。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市场经济是一种调节机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才把窗户纸捅破。随后决策层接受了，表述依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基础上，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我理解，这就是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两种力量的某种平衡。
 
　　十六大之前，宏调还强调“计划”，后来改成“规划”，强调财政、货币、产业等手段的综合运用。*7的表述就是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这种演变的逻辑，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曾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在如今的转型过程中才呈现出这种特点。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