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的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
 
　　卢锋：这确实有其特殊性。比如说1987年，十三大就曾讲到要采取间接的宏观调控，这其实挺超前的，但是今天回头看当时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基本结构，马上实行间接调控难以做到。比如，当时央行刚刚建立，还没有货币市场工具，也没有公开市场操作，所以那时所谓市场化的宏观调控还只是存在于研究所一些年轻专家的理念中。
 
　　但是经过后来20年改革推进，实行与市场经济体制原理更为兼容一致的宏调方式的条件改进了。为什么宏调体制和方法改进完善仍是这么慢、这么困难呢？可能有利益的作用，也可能有认识的作用。新时期问题在于，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与开放型市场经济不好兼容的宏调模式。比如，过去十年一遇到什么事就调控，一会儿产能过剩，一会儿房价飙升，从短期看有一些作用，但是从长期看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宏调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审批。审批制度改革一直在说，但为何经常反复？
 
　　卢锋：早在2001年9月，国务院就组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a}*]小组。改革之初，国务院65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清理出行政审批项目4000多项，上两届政府六次取消调整审批数量，占原有审批总量近六成。
 
　　但是，2004年宏调以后一些领域的管制政策又有了明显变化。比如，2004年6月国务院曾发文对各部委500项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后来又发文保留200多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去年新一届政府把治理审批作为转变职能和推进改革的突破点，2013年国务院共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在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中，由中央核准的项目数量也减少了60%。
 
　　很明显，审批根治起来难度不小。去轻留重、边减边增、“新瓶旧酒”等都可能是原因，与转型期特有的宏调理念与宏调模式也有隐秘联系。根治审批需要继续清除下放现有的不必要审批，同时还要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反思深层根源，对症下药。否则，宏观形势一变，宏调取向一变，审批仍有可能再次回潮。
 
　　《瞭望东方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对比刚才说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国企、税改等一些领域内的改革更让人印象深刻。
 
　　卢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十四届三中全会其实也有比较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而实施过程给人感觉似乎不太强调整体性，或者说更为注重在某个或某些领域的“单兵突破”。我觉得这可能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和[*{a}*]人知道什么是当时最重要的东西。比如，90年代为什么会有通胀呢，是因为银行贷款过多；为什么贷款过多，是因为国有企业到最后就形成一个三角关系，财政、国企、银行生死相关。可以治标先把通胀打下去，但不解决根本问题，最后也是没法持续的，所以国企改革的问题回避不了。
 
　　9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一轮通胀治理实践，已充分暴露出原有国企和银行体制不可持续的特点。当时决策层并未回避矛盾，而是把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突破结合起来积极应对。比如，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坏账，重建财务独立与治理规范的商业银行体制架构，同时大刀阔斧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通过“抓大放小”全面推进国企改制。
 
　　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利润率处于历史最低点，商业银行转制后企业利润率低下与资本金不足，明显制约信贷融资合理增长。回过头来看，国企改革的突破对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深远积极影响，尽管短期内造成了大量员工下岗分流和失业，对总需求也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客观上增加了通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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