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A: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

　　对全球化来说，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二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基本保持的相对和平亦是如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颠覆了国家无法用武力延长边境的假设。中国与邻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削弱了另一种假设：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足以稳固地抵御民族主义。

　　查尔斯·狄更斯在观察法国大革命时曾评价说：“这是*4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不久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一份展望2030年世界的报告在扉页上引用了《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这句话。

　　你可以看出报告作者为何援引狄更斯的这句评语。国际体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可能激起等量的乐观和悲观。全球化给“东方”和“南方”带来极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与旧秩序消亡相伴的风险和不安全。

　　人们的*9个本能反应是欢呼全球化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第二个反应是担忧：全球实力的再平衡会不会在国际关系中开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新时代？就连习惯于透过规范化的棱镜来观察世界的欧洲人也开始认为，软实力也许有时需要一个坚硬的核心。

　　冷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尤其是核战毁灭地球的威胁。后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毁掉了自己作为一个善意霸权的形象。不过，昔日的两极和单极世界好处在于其可预测性。当今人们*5的担心源于不确定性。中国想要什么？美国现在是否正站在起点，准备踏上放弃自己作为和平扞卫者角色的漫长进程？

　　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把自己看成沙皇再世，但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提醒人们：威胁不止来自新兴国家，也可能来自日渐式微的国家。在客套的外交圈子中，一个被列为禁忌的问题是：日本或韩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觉得中国的野心构成太大的威胁，以至于它们必须发展核武器？在普京践踏当年说服乌克兰弃核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1994年签署，美英俄承诺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译者注）之后，大国的保障还值多少钱？

　　这种不确定性，以及今年是一战100周年，都不禁让人们向历史这面镜子寻求借鉴。毕竟，用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比喻来说，历史是一座只有少量原作、却有大量赝品的画廊。

　　寻找精确类比的努力不太有用：2014年的中国不是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中国也不会像当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英国海军逐出加勒比海那样，为其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设计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

　　但如果将着眼点放在国际体系内部力量的整体洗牌上，这种对比就令人不安起来。20世纪初期的世界处于几大转型的风口浪尖。随着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顶不住压力，帝国时代开始为现代国家让路。民族主义很快成为国际关系中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实力从大西洋东部转移到大西洋西海岸，从欧洲转向美国。而*9次世界大战的前因后果意味着，全球化让位于经济保护主义。

　　本世纪开头的十几年见证了一场同样重大的实力再分配。这一次，实力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周边。我们不断谈论着东方的崛起。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正确把握了200年霸权终结的重大意义。

　　第二个转移是各国国内的力量从政府转移到人民手里。伴随着通讯技术革命，中产阶层在全球崛起，挑战着有关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切陈旧假设。公民挑战统治精英的能力逐渐增强，而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削弱那些精英。

　　当代最危险的转变是从可预测的秩序转向没有任何明显支柱的秩序：老牌大国失去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的权威，而新兴国家死死抱住国家主权不放。在这样的世界里，全球化所释放的经济竞争助燃自信的民族主义，进而压倒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所以，没错，目前存在一个真切的危险：全球化可能像100年前那样破裂，20世纪后半叶的多边主义可能让位于强权即公理的多级冲突。与中国把手伸得过长同样危险的是，美国决定退出全球舞台，就像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做的那样。

　　没有一种结局是预先注定的。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她分析一战起因的着作中所写的，当年如果少一些误判，如果关键人物之间的互动有所不同，欧洲在1914年原本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一个世纪后，核武器既是世界面临的*5危险，也是对世界大战最有力的制约之一。

　　狄更斯是怎么写的？“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现在，就像那时一样，面临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