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遭遇空前挑战,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仍然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走势的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空前加大。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压力?未来,中国是否还有新的投资机会?不妨看看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副院长黄益平、宋国青,以及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是如何解读。
林毅夫:未来,中国存在这4大投资机会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效果甚微
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有明显的周期性因素。中国一直出口很重,尤其是发达国家是我们主要的出口市场,而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普遍没有走出危机。当前状态*4的美国,也没有真正恢复元气。危机之后既没有出现过6-7%的反弹,也没有达到危机前3-3.5%的增长水平。失业统计如果不把放弃求职超过一个月的也算上,也是超过8%的高水平。更重要的是,导致危机的很多体制问题并没有因为危机而进行改革,西方发达国家什么时候能重回健康良性的增长,很难预期,比较悲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在今年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增长很好,但我不建议政府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刺激出来的消费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就终将难以持续。人们超过收入水平的高消费一旦成为习惯,就必然去贷款,这无疑加大金融危机的风险。
未来,中国存在这4大投资机会
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是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增长的前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单纯消费增长的话,家庭很快就借贷,借贷多了以后就负债累累,危机也会到来。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未来,中国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首先,产业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有很多过剩产能的产业,但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
第二,基础设施。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投资并非以政府为主体,而是以企业家为主体
应对当前经济挑战,应坚持选择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坚决反对粗放投资、盲目投资。中国不仅需要投资,更需要有效的投资。
中国当前仍然具备投资的有利条件包括:财政赤字不高,居民和企业储蓄率高,外汇储备也充足。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意味着产业投资的空间还有。
在投资方式上,投资并非以政府为主体,而是以企业家为主体。企业根据比较优势,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与服务的升级换代,这是*5的投资。而在政府方面,主要投资于外部交易成本的下降,比如交通、通讯。以交通为例,中国过去在城际交通方面改进很大,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建设成果显著,但在城内交通方面欠缺,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同时在环保、城市化方面也有很大的空间。环保是社会收益很高的投资,而城市化方面,中国过去解决了外在美的问题,城市的地下管网还有待改造。
如果投资得当,企业家和政府都能把手里的牌打好,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126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依然是有可能的。
黄益平:老百姓最喜欢把钱花在这4大领域
未来10-20年,出口和投资很难继续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我觉得中国经济前途非常光明,但今后一段时间仍有很多风险。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起码还会持续2-3年时间。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如果对应到生产活动中,则主要是制造业在推动这两驾“马车”。前端推动出口增长的是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另一端推动投资增长的是资源型的投资产品,如重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地区。出口和投资的推动,带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
但今天碰到的问题,显然是这两个引擎很难继续支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十年、二十年。受劳动力短缺、工资快速上升等因素影响,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快速失去竞争力。而重工业,现在面对的是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想象上述两个行业还能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中国已出现一批新兴产业的国际品牌,如华为、中兴、小米、格力、阿里巴巴等。但这类创新型企业还不够多,产业还不够大,不足以支撑全国经济。
放开的对金融控制,尤其是进行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在产业表现上,中国过去的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背后其实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大繁荣,这方面已经遇到严重的问题。另一驾是投资,主要是政府和央企、国企主导的重工业,这一驾马车也空间有限。中国未来五年必须保持6.5%的年均增长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那就意味着必须找到新的支柱产业。具体什么是支柱产业,在哪里出现,政府是预测不出来的。它只能来源于市场,来源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就是我们当前流行的“双创”。当然,“双创”并不意味着都是创立,都是从0到1。华为、海尔、小米、联想等,都是市场打出来的支柱企业,未来仍然是支柱,他们依然在创新,只是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类似企业。
“双创”要得到好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最需要金融的支持。过去这些年,中国金融体系在规模上有了巨大发展,但在市场化方面依然很落后。我们对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都有严格的管理。IMF曾有一个评估报告,对91个国家的金融抵制情况进行分析,然后排名,中国的金融抑制排名第四,必须进行市场化的改革。金融改革改什么?怎么改?*9要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机构进入金融市场,允许民营银行;第二要放开市场,包括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等,让市场在价格机制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三是加强和创新金融监管。如果改革到位,未来对应的场景是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加大,企业融资渠道增多,市场上的金融参与者增多,中国资本更多的融合。最终,经济虽然告别了奇迹式的增长,但会进入一个健康稳定的新常态。
老百姓把钱大都花在这四大领域
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要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核心问题是要创新,要产业升级。创新和产业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统计,过去半个世纪,全世界有101个国家和经济体曾经处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但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谁能过去,谁不能过去,核心问题是怎么样让产业升级,继续保持竞争力,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
从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角度看,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当前,中国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刚过50%,在很多发达国家达到75%-80%甚至更高,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会上升,即便GDP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缓,消费增长仍然是很可观的。我们曾做过一个分析,假如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继续往上翻一番,他们会把更多钱花在什么地方?一是家电;二是通讯交通;三是文化、教育、旅游、养老;四是金融服务。
宋国青:未来3-5年,企业投资回报率很难再回到两位数
今天我主要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经济挑战,以及未来应该采取的对策。首先来看一下数据。
在过去三年半时间里,我们经济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明显下降,明显落后于总资产增长率。这三年半以来,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分别为13.7%,4.7%和8.8%,但利润增长率同期只有1.8%,1.5%和3.0%。2015年的前7个月数据更不好看。总资产增长率还有7.6%,利润增长率已经转为负数,负的1%。8月又转为正数,也很小。
这种状态的原因有前面几位教授讲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趋势,而且短期很难扭转。高投入低回报率的时代已经到来,企业和政府都应该为这个时代做好心态上的调整。因为如果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变化,还可以通过干预来调整,趋势性的就很难再改变。
中国经济遭遇空前的困难和挑战,在当前这个时点上,要不要再投资,两种意见都有。坚持投资的一方,比如林毅夫老师,认为投资才能真正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消费。经济增长对我们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这一点我认同。反对投资的一方认为,当前的杠杆率已经很高,金融风险已经预警,再大规模投资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最终要不要投资,不是看两方的观点谁占上风,要看投资报酬率。从投资回报率的趋势上分析,未来3-5年企业和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都很难再回到两位数。未来资本存量会按照每年10%的幅度增长,GDP增长7%,全社会的利润增长率也就只有5-6%,投资回报率比上一个阶段明显下降。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一直是两位数增长,*6达14%,投资的风险也就很低,不投资的风险反而很高。所以几乎是只要投资就赚钱。金融危机本来是*5的风险教材,但4万亿投资出来,又再度放松了投资的风险。但是今后再粗放地投资,再看着八九不离十就投资,可能就很危险。过去修一条路,修通就有人走,高速费就能收回来,今后就要反复调研才行,修通没有人走是很有可能的。不仅企业投资要开始精打细算,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一样,必须进行投资决策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很容易造成该投资的地方没投,不该投资的地方重复投资,最终投资报酬率惨淡无比。
我还要再重申一下,并不是反对投资,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投资,但投资要更加科学一点,谨慎一点,同时对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要调整到位。今后3-4%的投资回报率就已经不错,5%就是赢家。像过去一样拿块地捂着就有暴利,抢个矿就赚大钱,买套房也大赚一笔的时代很难再现。
7月中国股市的波动,8月外汇市场的波动,都跟投资回报率有关。资本从来不听你哪一派观点如何,资本只盯着投资回报率。国际资本流动背后就是投资回报率在起作用,其他的都是臆想而已。中国的投资报酬率下降,资本外流是可预期的结果,这不仅包括海外资金的回流,也包括中国资本出去寻找更高回报的投资目标。当然外汇储备变化还有统计口径的问题,美元与欧元的比价变化,还有商业银行的增持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对经济发展仍然有信心,但更要有态度,就是认真的态度,就是精打细算的态度。今后不管政府投资,还是企业投资或个人投资,都要精打细算,过去不在乎的小钱小利,今后都得好好算计算计。过去8%的投资报酬率都看不上,今后市场上平均的理财产品利率再有5%,甚至4%以上都很难。如果谁还想再通过高杠杆盲目投资,那非常危险,劝大家尽快以平和的心态接受3-4%的投资报酬率。
范剑平:十三五GDP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这3点
整个十二五规划基本实现。2015年GDP即便只有7%,五年平均值也在7.5%以上。这为十三五的GDP目标规划减轻了一些压力。同时,十二五期间的万元GDP能耗、企业研发投入等也都实现了预期目标。十三五的GDP目标大家真正关注的不是具体是7还是6.5,而是我们还能不能保住6.5的底线。6.5%的底是来源于两个约束:*9是政府的承诺。政府在2010年就承诺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再翻一番。因此,留给十三五期间的保底值就是6.5%。第二,中国要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收入国家,就必须实现人均GDP12615美元。
除了上面这两条,中国经济还有一个*5的约束:人口老龄化。中国到2023年就将进入深度老龄化,中国每五个人中就将有一位老人。因此,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老龄化就上了发条,中国经济必须与老龄化赛跑,否则进入深度老龄化再实现7%的增长更不可能。而十三五是我们在此期间的最后一个完整的五年规划。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不太可能再指望房地产拉动。从供给方面分析,中国房地产库存还有70多亿平方米,而中国年销售额大约12亿平方米左右,消化掉库存就需要5年。从需求方面分析,中国80后人口有2.28亿,而90后人口只有1.75亿,00后人口再度下降到1.45亿。
中国经济发展本来就不应该过度依赖房地产,今后也更不可能。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了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未来五年平均7%左右的增长目标。创新的驱动与教育的红利如果运用得好,制定和完成十三五的目标非常有压力,但也有条件,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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