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规律看，推进改革开放、确保稳定增长是新时代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也是避免金融风险过度积累的前提条件。金融风险防范的关注点应从“近忧”回归到“远虑”。

金融风险防范措施初见成效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均带来巨大的挑战。从国内情况来看，当前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段时间以来金融体系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一是宏观杠杆率较高，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显著高于其他重要经济体，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又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二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扩张迅速，有些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远超其偿付能力，已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风险源。三是影子银行盛行，为宏观高杠杆提供了微观路径。资金信托资产、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管产品等金融资产相加，已经相当于整个银行体系内贷款规模的60%。且产品间存在互相嵌套、相互持有的现象，给监管、统计和金融风险控制造成了更大的难度。
 

针对以上风险，中央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一是将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启动了市场化债转股。截至2018年6月底，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已经达到1.7万亿。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批复实施3批50家企业试点方案，建立了中央企业负债率管控机制。通过多措并举，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2017年有所下降，较2016年底下降1.4个百分点，为2011年以来首次出现净下降。
 

二是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序扩大隐性债务。财政部相继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和《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三是2018年4月底正式发布并实施资管新规，要求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增强理财产品的透明度，控制期限错配。之后，一系列配套资管新规的具体规定也相继出台。在严监管措施之下，影子银行的规模逐步下降，截至2018年8月底，银行表外非保本理财余额22.3万亿元，比资管新规出台前下降了2.1%；资金信托余额约20万亿元，比新规出台前下降7.7%；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产品余额24.8万亿元，较新规出台前下降11%。
 

防风险的侧重点正在发生变化
 

受到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外部经济金融环境较前期发生了较大改变，防风险措施在新的环境下也凸显出新的问题。在资本市场主要体现在民企融资困难、股票质押高企和市场持续下跌，新问题相互依存，新风险彼此交织。
 

高杠杆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去杠杆应平衡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从政策效果看，杠杆率更高的国有企业并未受到严重影响，杠杆降速缓慢，而民营企业却面临更加严峻的融资环境，融资难、融资累、融资慢、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不从发展潜力出发的一味抽贷，表面上看似乎降低了杠杆率，但却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信用违约率，使民企融资陷入恶性循环。融资市场的不同渠道是互通的，信贷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基金融资这四种融资方式，对于融资主体来说往往是一致性的影响关系，尤其是信贷融资，由于银行信贷目前仍然是企业全部融资的主渠道，它的健全与否迅速影响到资本市场对企业直接融资的态度。2018年2季度起，企业信用债市场的违约率迅速提高，其中以民营企业的违约率增加最快，与信贷市场的方向是一致的。据统计，2018年前7个月债券市场共有15家发行主体出现债券违约，新增违约主体12家，其中有10家为民营企业。境外相关债券的收益率飙升，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意愿进一步降低，部分地区出现了断贷现象，这又加重了信用债市场的违约风险。
 

股票质押与市场下跌的共振反应是防风险中的新的风险点。目前A股市场股票质押对应市值为4.3万亿元。根据上市公司公告统计，大股东质押股份超过全部股份70%的公司有800多家，大股东质押比例达90%以上的公司超过470家。股东融资与股票价格波动的高度绑定，加大了市场运行的脆弱性。即使经济基本面保持稳健，估值水平处于较低位置，但悲观预期下股市仍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如果预期管理得不好，很有可能催发股票质押的踩踏风险。
 

推进改革开放，确保稳定增长是新的关注点
 

针对新的风险隐患，中央陆续出台新的举措予以化解。与前阶段的措施不同，近期措施更加关注结构性差异，回归制度性考虑。一是适当调整了资管新规在过渡期的要求，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速度，避免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发声力挺股市，稳定市场预期。三是鼓励地方政府类基金、证券公司出资，帮助上市公司纾解质押困境。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重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突出关注民企融资困难的问题，为民营企业定位与发展吃下“定心丸”。
 

从经济金融发展的规律看，推进改革开放、确保稳定增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也是避免金融风险过度积累的前提条件。下一阶段金融风险防范的关注点应从“近忧”回归到“远虑”。
 

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提升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健性是风险防控的根本之道。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也提升了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深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改革，重点是推动金融机构专注主业，避免近年来资金空转的虚假繁荣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本源，引导更多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市场机制仍需优化，应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容易使金融风险积聚在银行体系，直接融资更能分散风险，增加金融体系的弹性。在推进直接融资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到间接融资的前置性和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当人为缩减间接融资规模，期望用直接融资更多增量来达至总融资规模扩大的目标，往往事与愿违。只有在保持间接融资稳定性的前提下，股权和债券的直接融资才会齐头并进。
 

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开放，引进增量资源，引进更多的国际机构投资者。香港资本市场今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从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到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同股不同权的新兴赴港上市，港交所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从执行情况来看，这些举措扩宽了市场广度和深度，提升了资源配置能力。
 

不断完善和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职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经济稳定增长。我国央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着力减缓因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方面要把握好“货币总闸门”，防止流动性泛滥，不搞大水漫灌；另一方面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定向精准投放，在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创造有利的流动性环境。
 

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的一贯性，注重对预期的引导，还要在市场出清中避免市场救助中的道德风险。金融政策的出台需要系统监管部协同性，保持金融政策在各细分市场的一致性。要紧密跟踪市场反应，与市场充分沟通，金融政策是市场产生即时反应的政策，因而更需注重对市场预期的引导，提升政策有效性。出于最终解决好金融风险的目标，刚性原则和市场出清要逐渐坚持，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在金融体系根深蒂固，在市场出清中，救还是不救、怎么救、救什么样的机构等现实问题，将考验监管机构的智慧，更会在危机烈火中锻造出具有中国国情的市场化救助原则。如果没有市场出清，就不可能真正打破刚性兑付；如果不能形成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救助原则，就不可能完成对僵尸企业的彻底淘汰和有价值企业的真正扶持。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