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莎士比亚来访上海，他可能将《李尔王》换成《上海家化[-2.65% 资金 研报]葛文耀》。李尔王听信两个女儿的甜言蜜语，把国土传给了她们。最爱李尔王的三女儿考狄利娅因为拙于表达，被远嫁法国。当获得继承权的女儿阴谋驱逐父王之时， 却是考狄利娅千里伐兵，拯救父王。2011年11月，葛文耀力挺的平浦投资(平安信托子公司)终于获得上海家化集团100%的股份。现在，葛老却已经被驱逐出家化集团。葛老在上市公司的职位已经进入倒计时。谁将是他的考狄利娅？
 

　　基金要发声

　　这场看似金融资本方与实体经营者的冲突反映出仍然薄弱的商业制度。受大股东决策的影响，5月11日驱葛临时董事会之后的7个交易日，30家基金公司的73只基金浮亏约18亿。本来应该是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基金只能私下、个别发出不同的声音，公开、集体却保持缄默。问题就在于没有发声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

　　反观1998年“长期资本(LTCM)”解困危机，2008年美国政府接管AIG的细腻过程，美国企业、政府、企业家之间可以关门争斗至相互诅咒。但是，在维系行规和制度上表现出惊人的妥协能力。在法律常规不能企及的地方，行会非正式的压力和商业[*{b}*]之间的默契成为不可替代的托付力量。

　　裸奔的时候才看到别人怎样保护最关键的体位。家化之争远没有到上述制度危机的程度，但显现出中国市场缺少必要的行会影响力和非正式制度工具。

　　有观点说，“大股东有权凭借资本的合法权益任意自利”，这是资本市场的显规则；“标书上没有法律约束的承诺可以任意翻悔而无后果”，这是中国市场的潜规则。它们是选择性地应用产权理论简化丰富的商业事实，是有害的缪论。任何商业制度既包括显规则，也包括潜规则，既有正式的法律秩序，也有非正式的文化行为，既依赖文本合同的规范，也需要诚挚意向的辅助。

　　在潜规则与显规则的关系上，南加大邓穗欣院士的研究表明，每当交易一方利用潜规则侵蚀显规则的时候，少数人暂时受益，社会制度资本长期亏空。潜规则应该扮演补全显规则的角色。

　　今天的例外可能成为明天的逻辑。为了制度茁壮，基金不能沉默。如果葛文耀违法，基金要做家化的考狄利娅。如果平安违约自利，他们应该做葛文耀的考狄利娅！
 

　　活的商业制度

　　在一个昌盛的市场中，正式法律效应不是*10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多的经济历史研究展现，市场制度就像行为艺术，在活动中交错形成多重规则。

　　通过研究公元950-1350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商业活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格雷夫(Avner Greif)梳理出现代欧洲兴盛崛起的社会原因。它不是蒸汽机技术革命，而是商业制度的革命。他发现，伊斯兰的拜占庭帝国衰落，欧洲大陆国家崛起，是因为后者更擅长开发“正式与非正式，潜规则和显规则互补增益”的商业制度。

　　富有非正式互补制度设置的市场更有活性。从古代文献中，格雷夫发现，中世纪的贸易缺乏正式的司法治理结构。于是交易伙伴之间建立了“集体守约”的一系列习俗。它包括1)只和圈内人做交易；2)让(骗人)的坏事传千里；3)集体歧视、冷落、报复犯规者，直至当事双方和解；4)任何人都可以骗行骗的人而不受社区惩罚；5)用历史声誉决定佣金高低；6)异地对等报复。即一位商人行骗，所有来自同地区的商人都可能受报复；7)对不可能事先规定细则的合同，按优良传统执行。这种“事先承诺，事后兑现，犯规共惩”的集体守约模式就是着名的马格里布交易模式(Maghribi Trade)。

　　集体守约模式有很多开放性的模糊条款。商人通过具体的行动建立传统。例如，同时自理和代理胡椒的商人以二种价格出售了货物。为了保持自己的商誉，他宁愿自承低价。又如，有被错罚的商人选择放弃申诉，以示无条件服从传统约定。通过具体而丰富的行动，商人们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行会制度，让破坏规则的机会主义商行没有生意可做。制度既是外在的客观限制条件，也是内在各股力量主动创造，积极行为的过程。在家化平安之争的背景下，“行动创造制度”显得尤其迫切。
 

　　国资委不能走

　　葛文耀争取家化脱离国资委，因为制度不完善限制了员工的创造能力。大股东为自利驱离葛文耀，也折射出现行股份制度的不成熟。受国资委管理的大企业远远不只是谋求利润的机器。它们就是社会。信托公司是资本的代理人，企业高管是股东的代理人，国资委是社会的代理人。大家都是代理人。金融资本少用西方已经被批判的“金融代理人”理论冒充社会经济的主人。一个良性的社会经济秩序只能在多头代理人矛盾与冲突之间寻找促进社会福利和进步的平衡点。谁也没有“天赋神权”。过去，国资委计划性的控制束缚了管理者对应市场的创造力。现在，退半步，国资委还要扮演社会代理人的角色监督其它代理人的行为。否则，谈什么中国特色。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Taleb)在其新书中把商业参与者分为三种：白说不负责的学者，为利益而战的商人，为信仰而战的使徒。对上海家化和平安信托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只有选择为信仰而战，为一个潜规则与显规则互惠互益的中国商业制度而战。以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他们就代表中国市场。通用汽车的斯龙有句名言：凡是有益于通用的，就有益于美国。同理，凡是有益于中国商业制度建设的，就有益于家化和平安。

　　那些刻板的把商业制度仅看成法规和条款的人也许可以留心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过程中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细腻的互动，留心一下彼尔德伯格年会(Bilderberg Group)这样的非正式商业闭门会议。有大谋略的商业[*{b}*]人物之间非正式的协调有时比书面合同更靠谱。有愿望领导世界经济的中国商人必须学习相互遵守规则，共同养育默契合作的制度。三十年中国大发展，斗转星移。商业舞台也从争夺谋生的小利升华到统领世界经济发展。假如平安和家化的[*{b}*]顺势而为，以此契机开启新型的金融资本与实体管理者的默契合作模式，那将善莫大焉！

　　“1210年3月28日，远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商人坎布同意为居住在卢卡城的约翰尼支付他在英国伦敦的100马克先令的债务。这看上去极其平常的契约只是当时成千上万的契约之一。它们反映了一个成熟的商业制度。它们开启了欧洲的现代经济。”格雷布用上述的文字作为他分析西方崛起历史的着作开场白。

　　“2013年5月某日，平安信托、上海家化、73只基金在上海国资委的协调下结成新型的战略同盟。他们立誓以排它的方式严惩商业制度的破坏者。这个非正式的上海协议开启了世界商业的东方时代。”我们希望后来的史学家以此为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