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也能够三班倒开工，这公司的订单应该不错。” 这是昆山超百机电有限公司的老板曾仁在爆炸发生三个多小时后，得知昆山中荣金属公司（下文简称：中荣）爆炸的*9反应，当时并不知道伤亡的状况。就公开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荣已经在昆山经营汽车配件加工超过15年了。

　　和中荣的老板吴基涛一样，曾仁里也是驻扎昆山的四千多家台资中小企业主之一。

　　据台湾《远见》杂志2013年发布的企业排名统计，台湾排名前100大制造型企业已先后有60多家落地昆山投资，兴办了近100家公司。目前在昆山6500多家外资企业，其中台商企业4200多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台企4.5家。昆山台资占全国台资总量的九分之一，是全国台资最密集的县级市。

　　这些企业其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和民生用品等四大行业，台资企业对当地的工业总产值贡献率一直达70%以上。

　　其中，占*5头的电子信息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包括模具、注塑、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等工厂，从2005年开始，昆山就取代了台湾，成为全球笔记本出货重镇。

　　昆山也被称为“小台湾”。沿着昆山市中心的黄河路，沿街都是蚵仔面线、蚵仔煎、牛肉面、卤肉饭、鱼丸汤等台湾美食铺。这也是在昆山台北人聚集的地方之一。距离市区不远的太仓塘南岸的慧聚寺，2010年兴建了妈祖庙，耗资1个多亿，主要由昆山台商协会捐资兴建。当时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出席寺庙落成仪式。

　　常驻昆山的台湾人据说早已经超过十万。虽然彼此在这座城市做生意近十多年了，从事电子信息产业的曾仁里压根没有听说过吴基涛——他是昆山中荣爆炸事件主要负责人。曾解释称，除了之前的朋友，在昆山大多时候都是基于生意往来，除了台协会——台湾在大陆企业的主要机构，昆山台商也没有太多的组织机构。

　　除此之外，吴基涛所处的汽车配件产业较封闭，上下游的企业合作较为稳定，所以吴的公司规模不大，却能够持续经营20年。

　　曾仁里所在的电子产业就没有这么好运气，至今他已经三次更换公司的主营业务。去年底，除了传统的工厂，他更是开始参与当下很火的O2O微商城项目，即开启线上线下的营销模式。

　　曾仁里是在吴基涛扎根昆山的第三年来昆山的。在此之前，作为全球第二大锡膏供应商升贸科技公司的高管，他带领团队在毗邻昆山的吴江开辟大陆市场，主要也是为仁宝、纬创以及广达等大型制造商供货。

　　和很多职业经理一样，在大陆工作一段时间后，曾仁里便辞职单干。他找了合伙人来到昆山投资建厂，成立了SMT清洗剂公司。SMT，俗称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电子组装行业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当时昆山已经聚集了以仁宝、纬创和广达等为核心的电子产业公司数千家了，选择进入SMT清洗剂创业，曾仁里也是想通过在锡膏行业的积累进行变现，服务的是相同的客户。

　　虽然当时昆山确实对台资招商有相应的优惠，但是曾仁里和同伴一致认为，中小企业能够享受的也只是国家统一实行的“两免三减半”。

　　除此之外，他们能够得到的，更多是昆山政府的软性服务，比如办理环评证、获取工厂用地或租厂房更为顺利些。昆山台资老板们告诉腾讯财经，现在拿环评证已经不容易，会查得非常严格。当时为了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对于企业治污要求并不高。这对于大多数中小台资企业来说，就是地方政府能够提供的*5优惠了。

　　“事实上，大企业才是获利的主角”，曾仁里对腾讯财经表示，在昆山台协青年会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曾也认为自己的清洗剂公司只是仁宝等大企业的附属而已。

　　最初的回忆总是美好的。SMT清洗剂工厂从建厂开始，收益不错。类似清洗剂这类的耗材型产品，需求量非常大，这就保证了订单量。300多人的工厂，需要三班倒运营。具体增幅数据，曾仁里未作透露，只是称耗材型产品的利润率远远超过电子产业15%的平均利润率。

　　好景不长。2008年起，订单也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工厂慢慢变成只有一个班次。“客户开始压缩成本，价格被压的特别低。”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纬创等客户进行产品更新换代，曾仁里未能同步升级清洗剂的技术。

　　而园区的环境也开始新的变化，2010年昆山市政府调整了税赋优惠；时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曾对媒体称，“（这类企业）如果在昆山不赚钱。那么，我说你应该寻找，能够更赚钱的地方去。”比如苏北的连云港，甚至西迁。

　　以昆山的花桥镇为例，当地原本有124家台资企业，去年减少了15家，其中5家搬迁至其他地区；其他10家是清算后彻底转型了。

　　对台商来说，搬迁更多是无奈之举，“下一站”并非乐土。在搬离花桥的5家企业中，有2家做电子产品的公司直接搬回了台湾。

　　搬迁*5的问题是费用和过渡期带来的损失及。比如一家2010年即启动搬迁的台资企业，在遣散300多员工方面花了500万，再加上设备的运输费用等，一共支出了1000万左右。这还不包括持续三年多的过渡期对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位将公司从昆山搬迁至苏北的台湾企业家说，如果算上搬迁成本以及在新厂当地的适应成本，很多企业搬迁之后其实都没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并没有提高企业成本压缩能力。

　　2010年之前，曾仁里就得到消息——仁宝等大客户在压力下也要西迁至重庆。对于先后在东莞和吴江工作过的曾仁里来说，台湾企业因为成本而迁徙并不是个新故事。“哪里成本低，哪里更适合生存就去哪里。”他笑称，“台资企业和游牧民族类似，有迁徙的传统”，不断地寻找成本洼地。他认为每次的迁徙都与政策变迁相关，大企业带动小企业，浩浩汤汤，颇似非洲动物的季节迁徙。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富士康了。

　　对于“游牧”的台资企业而言，昆山正在被抛弃，尤其是近年沿海区域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曾仁里反复思考是否要随大客户西迁。在那两年里，曾仁里的头发掉的越来越快，体重也随着压力逐年上涨，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中年胖子。最后，他决定退出昆山的项目，一边打理之前在东莞的LED工厂，一边寻找新的项目。和昆山的工厂比起来，东莞的LED工厂*10的优势就是厂房是自己的，不需要面临租金增长的苦恼。

　　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像曾仁里一样舍弃，比如大多数电子产业的台商，他们已经因订单减少而苦恼多日了。“日子越来越苦，上半年的数据刚出来，又同比降低了百分之四十。”曾仁里的同乡赵亮（化名）告诉腾讯财经。在台资电子企业做了20年职业经理人的他对未来充满悲观。

　　作为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仁宝、纬创和广达的供应商，一边是萎缩的平板电脑订单，另一边是逐年上升的人工成本。按照昆山最低工资标准1530元/月，再加上工人加班工资，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大概为3500元/月。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负担相应的五险一金和税赋，实际上摊至企业，每个工人每个月的成本已经到4000元/月。劳动力成本涨幅远远高于电子制造业10%至15%的利润空间。

　　对于企业来说，要存活下去只能缩减采购成本，控制生产成本，赵亮毫不忌讳告知腾讯财经，“偷工减料怎么可能不发生，生产过程怎么能够继续满足要求呢。”

　　这样的担忧，同样出现在台商二代陈孟尧身上。若不是他的父亲在2010年忽然辞世，陈或许压根不会来到距离他生活了数十年的美国有一万多公里之遥的昆山。来到昆山后，他立即意识到富士康仁宝等大企业的电子线供应商，迁徙或转型都是必须面临的问题。

　　陈找来团队做调研和分析，最后决定彻底放弃薄利的电子线（即电脑手机外设数据线以及内设电子线等）的生产，转而开发工业线。相较而言，工业线的利润要高很多，虽然每年的需求量不算多，但是需求一直很稳定。三年多过去了，跟着仁宝等西迁重庆的部分台资老板后悔了，薄熙来事发后，重庆此前承诺的一些政策并未落实，不过他们也回不来了。

　　“不管怎样，都回不去了。”在赵亮看来，台湾整体经济状况还不如内地，且二十多年的生活习惯回台北不好适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靠关系做买卖的环境里，回到台北已然是个陌生人了。“留下来，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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