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中国央企高管如此大幅降薪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央企在中国经济中地位如此之高，占据的市场份额如此之大，他们的高管有什么理由少拿薪水呢？”费罗迪(Claudio Fernandez Araoz)谈到中国央企高管大幅降薪时如是说。

　　费罗迪是国际知名的人才专家，在顶级跨国猎头亿康先达公司(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担任合伙人及资深顾问。他深谙中国市场，曾与腾讯、华为等企业合作。每年费罗迪会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人才管理的企业高管课程，对不同国家人才市场均有涉猎。

　　“一百年前，阿根廷也是全球人均年收入排名前十的国家，前途无量；但一个世纪过去了，阿根廷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领导者们却并不称职，于是把整个国家带到了今天的窘境。”费罗迪表示：“新加坡与牙买加过去的发展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新加坡与牙买加的国情基本一致：同为亚热带岛国，国土面积与人口相当，都刚从英殖民地解放，经济环境一样孱弱，连人均年收入也几乎相同。然而，50年之后的新加坡却成为了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超过6万美元，排名全球第四；牙买加的情况与50年前相比则几乎没有变化，人均年收入只有7000美元，排名全球101位。

　　“新加坡不存在自然资源优势，他们的成功也与政治体制无关。”费罗迪认为：“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不断吸引、培养、投资他们*3秀的人才，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是如此。”

　　新加坡独立后的首任总理李光耀曾对内阁官员表示：新加坡必须让一部分*3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工作。而衡量优秀的标准，不仅是学术成绩，还包括想象力、领导力、执行力、性格、动力。“新加坡政府为优秀学生设立奖学金，送他们去牛津、剑桥及美国一流名校深造，他们学成归来即进入公共部门工作。”费罗迪表示。

　　新加坡很快组建了一个精英政府，并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一开始，新加坡公共部门雇员的收入并不高，但当这些优秀人才做出一定成绩之后，政府便开始给他们大幅加薪。现在新加坡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共部门工作，所得薪水与进入麦肯锡或其他投行的薪水能够持平。”

　　即便与薪酬极高的企业高层相比也是如此——某些公共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可达到新加坡排名前50上市公司CEO薪酬中位数的70%。“当然了，这些人都十分优秀，工作也非常出色。”费罗迪说道。

　　对于中国央企高管的降薪潮，费罗迪认为，胜任央企职位比在私营企业工作更难：“除了拥有在私企工作的所有管理技能，你还必须具备政治技巧和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关键是，这些政治技巧和软技能在私企中也变得愈发重要。如果薪酬一直这么低，几年之后央企高管可能都走光了。”

　　“如果你问我应该给央企高管多少薪酬，与私企相同的职位相比，我会说可能应该打点折扣，比如降低30%，但降薪70%实在太多了。”费罗迪表示：“如果不得不对高管降薪，央企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评估体系，让内部的高潜力年轻人升职，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虽然他们的薪酬变少了，但获得锻炼的机会变多了。短期内，这么做可以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但央企们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人才很快就会转投薪酬更高的私营企业。”

　　“再重申一遍我的观点，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人才激励手段，能够激励*3秀人才的是挑战和学习的机会。中国不缺乏这样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人才也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被公平对待的。”费罗迪笑着说：“这些会某种程度体现在薪酬上，如果人才感到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就很难留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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