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于澳大利亚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着眼于综合性目标，特别是保持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不会因为单个经济指标的变化而做大的政策调整。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平稳增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1月-8月就业情况良好，但同时也面临增速放缓的压力。

　　楼继伟的这一说法，以及近期领导人的一系列表态，都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主要是保持经济增长，并且每年都会定下具体的GDP增长速度。这是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一个根本的政策动力，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根源。

　　与楼继伟的说法呼应的是，一些媒体报道，中国高层领导人一致认为，年底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推进改革，优先于出台刺激增长措施，并接受了经济增幅可能低于7.5%目标的现实。而在上周，新华社发布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呼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发出预警称，降息会导致人们丧失对改革的预期，市场应该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一般而言，“新常态”是指在经历了过去30年经济井喷式增长后，中国应该适应相对较缓的经济增速，并且直面“三期叠加”的困难。事实上，用习近平的话说，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新常态”就是不再以“GDP论英雄”。

　　但是，对于已经习惯GDP目标制的中国行政系统，做出改变非常困难，这不仅仅是由于制度和思维的惯性因素，还有现实的焦虑。因为一旦失去GDP增速这个目标，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做出刺激性的配合，而一旦经济放缓，将暴露地方债务问题并让财政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将考验每一个地方官员。

　　在中国经济杠杆率*6、产能过剩严重的时候出现政策的逆转并不是一个a1的选择，不过，由于过去对经济结构改革的推动不足，导致了太多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积累，当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如果不尽快通过改革化解这些矛盾和失衡，中国经济将会因不能承受这些问题而被压垮，因此，经济改革的时机无法挑选，中央政府是在与时间赛跑。

　　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迹象，却没有冲击到就业，这与2008年不一样。这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的变化有关，服务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并抬高了整个市场的工资水平，导致制造业遭遇招工困难。既然经济放缓并没有对人们的就业产生太大的冲击，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能更具有弹性，这有赖于结构方面潜移默化的调整。

　　如果将受外部影响的出口排除在外的话，经济放缓将带来一些地方政府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务压力，但其后果并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严重，毕竟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富有弹性，而且政府仍然掌握庞大的资源。因此，接受较低增长速度的关键，是各级官员，而有些官员还不适应，并排斥这种压力增大的经济环境。

　　我们认为，将经济改革置于保增长之前是明智的决定，因为没有改革就没有新的增量，中国经济就会继续依赖投资，并制造更多的过剩产能与债务。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并试着探寻增长的底线，是一种恰当的政策组合，人们没有必要被一些数据下滑吓到。只要大家认清“新常态”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那么，改革才会有积极的动力。（文章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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