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则是高顿网校的小编在10月30日为您精心编辑的一篇行业新闻——三年成绩单：集体协商，请认真阅读。
　　一些企业工会弱，资方不愿谈，劳方不敢、不会、不能谈，多地试验行业层面出马协商

　　“最艰苦的一年我们工会跟企业前前后后谈了九轮，焦点就是工资和奖金，最后总算是得到了员工比较满意的结果。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说做工会工作要有足够的耐心，还要有一个好身体，能熬得住。”广东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赵刚对《*9财经日报》记者说。

　　赵刚带领几百名工会会员与企业进行的谈判是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集体协商工作中的个案。赵刚们所力争的是如何提高集体协商的实际效果，让他们签了很多年的集体合同不再只是个形式，而是跟自己的钱包和福利直接挂钩。

　　集体协商工作的进展和走向不仅关系到亿万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更关系到中国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局。

　　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到广东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中国劳动关系正在进入由个体化到集体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高调推进了全国范围内的集体协商工作。其初衷在于通过以工资集体协商为核心的集体协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协商共决和正常增长机制，增加劳动者收入，缓解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建立和谐的、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劳资关系。

　　为此，全国总工会在2011年启动了三年规划，设立了三年内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目标。达成目标后，又于今年启动了五年规划，继续锁定集体协商。协调劳动关系的*6机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也部署了2014到2016年的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攻坚计划，要求如期完成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到2015年底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的目标。

　　在这场高调推进的攻坚行动中，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荣书在10月11日召开的全国工会集体协商工作会议上总结，党政主导、三方共促、工会力推、各方配合的集体协商工作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认为，党政力量高调介入，并将集体协商工作纳入政绩考核，是集体协商制度迅速扩大覆盖范围的原因之一。

　　截至2013年底，全国25个省（区、市）将推进集体协商写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9个省（区、市）将其纳入党政目标考核体系。

　　常凯认为，政府高调推进的背后也存在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集体协商在许多企业中流于形式，集体合同质量不高，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屡见不鲜。

　　鉴于此，全总五年规划将提高集体协商实效列为核心目标；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也将下一步工作重点确定为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增强集体合同实效。

　　要真正增强集体协商的实效，首先要攻克的难点就是谈判主体的确立。集体协商的本质是劳资谈判。谈判桌边坐着的应该是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可现实是，由于企业工会力量薄弱，地位尴尬，在集体协商实际操作中难当大任。谈判中出现资方不愿谈，劳方不敢谈、不会谈、不能谈的状况。

　　赵刚告诉《*9财经日报》，自己做工会主席的三年，是煎熬的三年。“大家信任我，把我选上来，我要不做点事，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我的良心。可是我就像一个运动员，要参加比赛，却被捆住了手脚，心有余而力不足。”

　　赵刚所说的“戴着镣铐跳舞”的状况正是大部分企业工会主席的真实写照。得益于广东省正在进行的工会主席直选试点，赵刚被会员直选上台，并通过艰苦的谈判，帮助职工得到了工资增长的实际好处。

　　很多企业工会主席远没有赵刚这样的活动空间。企业的工会组建多由资方主导，谁来当工会主席老板说了算。这样成立的企业工会不仅很难成为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反而在有些时候成为资方利益的维护者。在具体的集体协商中，往往只是走走形式，签名了事。

　　来自江苏一家外企的工人胡明说，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会不能帮工人解决问题。他提出的涨工资要求，工会根本都不敢跟老板谈。

　　“我不信任他们。说他们是傀儡吧，有点不好听，可他们坐在那个位子上，说是工人的代表，却听老板的，工会真能代表我们吗？”胡明说。

　　企业工会的这种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工人的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的监测数据，16岁到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25亿人，占农民工总量一半左右。全国总工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题调研表明，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他们更难以忍受不公平现象，有更强烈愿望争取自身权利。这种状况，一方面给工会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同时，年轻的、权益意识更强的新生代工人也为谈判代表的培育提供了后备力量。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表示，当前在集体协商工作推进中，培育协商主体的确是很关键的一环。毕竟，包括工资、奖金、社保和相关福利内容的谈判要由资方和劳方代表面对面谈判才能够实现共决，而不只是资方说了算。

　　一面是政府对集体协商的强力推进，一面是企业工会的软弱无力，如何能够确保全总五年规划中确立的“提高集体协商实效”核心目标的实现？如何能够在现实环境中培育出有抗衡力量的谈判主体，使得集体协商真正起到劳资共决的作用，达到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赢的结果？

　　在乔健看来，推动工会主席直选是有效的做法之一。通过工会主席直选，改变了由资方确定工会主席的做法，直选出来的工会主席更能代表工人的意愿。

　　对广东直选实践进行的调研显示，直选后集体协商过程出现更多博弈，工人工资有明显增长，并且开始跟企业经营效益挂钩。尽管如此，直选并没有改变工会依附于企业的现状。不少协商代表走进谈判室，发现谈判对手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再加上集体协商的信息披露制度滞后，工会较难获得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数据，在谈判中也颇为被动。

　　正是因为考虑到企业工会的成长尚需时日，中小企业单独提升集体协商质量比较困难，全国总工会将行业协商确定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形式和主攻方向。行业协商以行业工会为主体，以行业最低标准工资、加班工资基数、工资支付办法等行业内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集体协商重点，已经在建筑、采矿、餐饮服务等行业取得良好进展。比如，武汉2011年达成全国*9例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覆盖人数多达45万人。

　　行业集体协商通过把集体协商从企业层面提升到行业层面，有效破解了企业工会“不敢谈”的突出问题，使得集体协商能够有效开展，取得实质性效果。但是，正因为行业集体协商能够取得实质性效果，其在落实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武汉市签订了覆盖45万人的餐饮行业集体协商合同，由于合同涉及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行业工资增长幅度等实质性内容，一些企业想方设法拒绝执行合同约定的条款。面对“协商不易，落实更难”的现实，武汉市各级工会采取上门督促、请媒体暗访等多种方式，有效提高了餐饮行业集体合同的落实率。虽然绝大多数企业都履行了武汉餐饮行业集体合同约定的内容，但还有少数企业成为了合同落实的“盲区”。

　　对此，长期从事工会集体协商工作的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刘世峰认为，面对很多企业工会“不敢谈”的实际困难，把集体协商从企业层面提升到行业层面，的确是推动集体协商有效开展的选项之一，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当然，行业集体协商也并非尽善尽美，实践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比如，合同不折不扣的落实、协商主体的健全完善等，都是在推进行业集体协商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说，行业集体协商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奢望一步到位，尤其不能以偏概全，因其在实施中存在不足之处就否定这一有益的探索。

　　“推进集体协商特别是行业集体协商，需要工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创新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前景光明，但也任重道远。”刘世峰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10月21日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4%，其中三季度为7.3%，创22个季度新低。乔健认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政府推行集体协商的意愿相对会变低。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充分利用行政资源推进集体协商工作，以达到劳动者获得公平收入的目标，是比较务实的做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集体协商专家则认为，由政府推动的集体协商是一种自上而下搭建的劳资协商平台，虽然通过将这项工作纳入政绩考核等方式也可以提供一个压力机制，但是如果没有劳工三权的落实以及工人和工会自下而上的力量成长，就很难真正的保证集体协商的实效。
　　来源：*9财经日报

 

扫一扫微信，关注*7财经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