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高顿网校小编在10月31日*7发布的业界评论文章是：简政放权三大缺憾,还需快马加鞭——罗天昊
　　简政放权，万民所望。

　　自十八大以来，民众被不断的改革承诺所点燃。而持续的反腐与体制改革，已使最近两年有的新的气象。虽然政治改革一直是事实上的禁区，但是，管治领域的改革，一直被寄予厚望，简政放权被认为是走向良知的重要抓手。也是本届政府力推的改革项目。

　　在简政放权的主要几个领域中，比如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冻结新增编制等，均收到了一定成效。社会上的印象亦比较深刻。但是，任何事情，不能凭印象，更不能看喊的嗓子大不大，在大数据时代，唯有数据才讲最真的话。

　　简政放权，从数据上看，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官与民的关系看，官多了还是少了，衡量数据为官民比例，体现在财政供应人员总量上。官权大了还是小了，不仅看精简的行政程序，也要看官民比。二是，从官方与市场的关系看，官方有无对市场放权，从结果衡量，就是宏观税赋，是减税了还是增税了，放权的结果必然是减税。三是，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放权意味着地方发展自主权的增大，中央部委权力的收缩，不要动不动项目发改委审批，动不动花钱财政部审批。放权的结果，必然是地方崛起，中央收敛，从数字上看，最显著的就是分税比例，地方财权大了还是小了。

　　简政放权，甩开膀子喊了，但是效果大打折扣，从以上三个领域衡量，简政放权，仍任重道远。

　　中国财政供养人数，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数字。

　　据最近的2012年公布的数字，讲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数汇总，中国财政供应人数，突破6000万人，足以抵上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人数。遥遥领先其它国家，稳居世界*9。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其中的第二条，就是要控制官民比例。

　　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力度*5的是90年代末期朱镕基主导的改革，精简了47%的公务员，但是，裁减的公务员其实是落脚事业单位，最后，财政供应总人数仍然并没有减少。止，尤其从2003年以来的十年，财政供应人数年年飙升。机构改革流于空话。

　　本次的改革，仍然是减中有增。虽然冻结了部分单位的进人指标，但是，最近两年来，新设了不少的机构，新增人员的人数，抵消了冻编和简编人数。财政供应总数仍然没有大的变化。

　　当下，中国的官民比例，达到了26:1左右的比例，非常惊人。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同为金砖国家，而且人口总数也比较接近，印度的财政供养人员，大约为69:1，官员占人口总数不到中国的一半。中国的官民比，与发达国家相当。

　　而以财政供应人员占GDP比重看，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应人口数，约为10人，约是日本的10倍，美国和的德国的五倍都不止。

　　由此，中国的财政供应人员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太多了，简政放权，不仅要削减审批事项，更要削减背后的人。不仅要减事，更要减人。不减人，免不了滑落到因人设事的老路。虽然很多地方开始腾退副秘书长，但是，中国的副职任太多，有的一个市，副市长加副书记，至少一二十个。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数据说话，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权力退，市场进。资源更多留在市场。衡量指标，就是宏观赋税。

　　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143亿元增长10.1%。而同年中国GDP增长为7.7%，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2014年上半年，GDP增长为7.7%，同期财政收入增长8.8%，仍然高于经济增速。如果算上地方财政收入，则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速之差更大。从2013年至今，是上峰高喊简政放权最厉害的时期，现状尚且如此，可见权力对于市场的放权，仍任重道远，市场松绑，遥遥无期。

　　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税收的弹性，也就是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比重就超过1，税收增速是老鹰，GDP增速是鸡，老鹰永远飞得比鸡高。

　　减税最近几年成为全民各个阶层的共识。2009年以来，政府积极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免了部分税收，但是前门减税，后门又巧立名目增税，最后一算账，税收比重仍然持续上升。

　　如果考虑到一些其它收入，如土地出让金，国企收益等，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40%。据世界银行的调查，发展中国国家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0%以内。去年我国人均GDP不到7000美金，在全球排名80位之后，属于低收入国家。在金砖四国中，仅高于受制种姓制度的印度。按此标准，中国的宏观税负过高。

　　说尊重市场，喊破嗓子没用，经济持续走低，无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嗷嗷待哺，急需减税以给全社会松绑，在此情况下，宏观税负不降低，就不可能说实现了简政放权，而是越绑越紧。未来，中国在减官的同时，急需降低宏观税负，还利于天下万民。别跟老百姓抢钱。

　　放权的一大标志，不仅在于权力对于民间的放开，也在于中央是否对地方放权。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地方至今的发展竞争，是中国改革早期国势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周其仁在其名作《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也认为，适当的放权和分权，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分税制为代表，在财权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强，财政收入中央占大头，地方占小头。

　　而自2003年以来，中央对地方的事权亦日益剥夺，很多发展战略，地方都不独立，争取战略发展区，往往需要到北京来跑部。

　　从数据上看，实行分税制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13年46.6%。其中，刚实行分税制的最初一年，甚至达到了57%，其后一直在50%以上，直到2012年才跌破50%。

　　众所周知，中国的区域和城市，处于市场和行政的两大体系当中，而行政主导往往比较强势。由此，转移支付，往往成为按照政治地位分钱。比如中央的投入，奥运和世博，就至少在北京和上海身上各自砸了数千亿。而其他地方缺钱，则顾不上。至于争抢中央财政投入所造成的地方“跑部钱进”的劣性竞争，就更普遍。2012年中央给予地方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其分配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

　　中央对于地方事权的掣肘，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的不独立。自2008年以来，国家推出了数十个国家级战略，而到底扶持哪个地方，往往不是看当地潜力，而是长官意志。光是国家级新区，除前期的浦东、滨海和两江，后面的8个新区，竟然在两年内突击完成。而且分布极度不均衡，东部和西部密布，中部却一个也没有。事实上，放权让地方自己搞规划，谋发展，更为公平，也更贴近当地需求。

　　综合三个方面的不足，简政放权，改善空间巨大，还需快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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