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联储辩护——郑渝川-高顿教育

　　为美联储辩护——郑渝川，这篇财经的业界评论已经在11月4日上午发布啦，敬请各位网友珍惜高顿网校小编的辛勤劳作。
　　美联储不仅是美国的央行，也是美国、美元霸权时代，全球范围内央行的央行。1988～2006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乃至全球投资界的声誉曾接近宗教偶像，可信度超过了美国总统，知名度更是大幅领先美国*6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国会领导人。2006年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最初也不得不忍受媒体、资本市场和公众将之与前任进行各种对比的评价。

　　伯南克很快迎来了他的春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的偶像格林斯潘被认定存在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人们还突然发现，伯南克本人就是个研究大萧条、金融危机的专家，简直没有比他更适合呆在美联储主席位子上力挽狂澜的人了。《华尔街日报》资深编辑、普利策奖得主大卫·韦塞尔在《我们相信美联储》中还曾指出，伯南克上任后，刻意避免像格林斯潘那样以明星的张扬方式取悦于华尔街和媒体，强化信息阐释的透明度，倡导美联储内部的民主风气，向市场传递清晰信号。

　　但当伯南克、盖特纳、保尔森等人合力推动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方案生效后，质疑声再起。随后美国开始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不少经济学家和投资界人士因此炮轰伯南克背叛了自由市场，声称美联储的监管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并且因为伯南克主导的救市，危机损失被放大。而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罗伯特·希勒几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不仅主张，美联储长期放纵资产证券化、消极履职是引燃危机的主因，还对“伯南克新政”提出了批评，认为强化监管的改革“换汤不换药”，不能真正控制市场风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派人马都从不同程度上否认了美联储这个机构及相应监管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自由市场论者强调政府监管金融无济于事，主张强化政府监管的专家则拿美联储的“私营”性质说事。

　　伯南克2012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作了四次讲座，讲座内容整理成《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一书。这本书可以视为伯南克对外界有关他本人、美联储职能作用及存在必要性、金融危机爆发原因、救市政策效用及后遗症等诸多质疑的系统回应，有助于人们加深对金融危机和政府金融监管的认识。

　　全书前两讲，谈的都是美联储的历史，包括美联储应对1929～1933年大萧条、二战后的职能变化、沃尔克时期战胜通胀、格林斯潘时期促成经济繁荣等历程。伯南克重申了美联储促进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履行金融监管三大职能，通过回顾金融危机史特别是1929年大萧条来强调这三大职能的必要性。此种界定仍可能招致争议，原因就在于只聚焦探讨大萧条而回避20世纪内在美联储成立后的其他历次金融危机，视野颇为狭窄，伯南克又有意回避对前任格林斯潘提出批评，因此，由某一特例总结出的经验很难带有普适性意义。

　　这本书的重头戏还在后两讲。

　　美国这样一个有着相对最为完善的监管、信用、市场自律体制的国度，仍然不免爆发“黑天鹅”风险，酿成金融危机，就需要讨论私人部门和监管者的主观责任，以及诱发道德风险的漏洞，还应注意前述体制的系统缺陷。伯南克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概括分析，应当说是相当坦率、坦诚的，也延续了他自学者时期形成的观点立场。在谈到（应该如何评价）救市政策时，他强调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以翔实数据一一论证了美联储救市举措的合理性。但他承认，因为部分跨国投行“大而不倒”而出台大规模救市政策，就表明市场体系及美联储的常规监管均存在某些根本性缺陷。

　　如前述，《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出台不仅没有平息各派论者对美联储及伯南克本人的批评浪潮，相反还激化了争议。伯南克就此明确回应称，这一法案使得美联储等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拥有了危机之前所没有的宏观视角”，“可使监管机构有责任在实施自身监管、监督举措的同时考虑其隐含的、广泛的系统性影响”。

　　当然，他的这番解释也未必能让人信服。美国多名金融学专家合著的《金融守护人：监管机构如何捍卫公众利益》一书，就指出了基于《多德-弗兰克法案》搭建的新金融监管体系的两大漏洞：金融业从业者是监管部门的“主场观众”，双方因为趋同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很容易形成相互认同的群体效应，后者不可避免因此对前者行为给予不同程度的偏袒；监管部门“对于信息的掌控是垄断式的，他们决定着向公众公开什么信息、何时公开信息”，却不必受到相应的权力制衡和问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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