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高顿网校小编在11月11日整理出来的业界评论的新闻是：亚洲新道路与全球化4.0——邵宇
　　□ 邵宇

　　■在全球化4.0的宏大蓝图中，APEC是*7的机遇窗口和a1实践的试验场，我们必须全面实施支持区域一体化和共赢导向的走出去整体战略。我们相信，随着对外开放总战略的成功推进，中国将打造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模式，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循环，获取新的国际化增长红利，在多极化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最终成为受尊敬的地缘大国。

　　■这次APEC会议核心议题无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促进经济、创新、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也正是中国经济当下寻求升级的核心诉求。所以，亚洲的探索正好切合中国对新一轮的全球化格局的考虑，在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有着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更希望通过本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中国希望在维持国际经济老循环的同时，打开新循环：中国将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

　　无人会否认这是一个亚洲的世纪。在失去了200年后，亚洲再次回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其在经济上的成就傲视整个人类历史，目前亚洲GDP占了全球的27%，而50年前不到5%。亚洲更强劲的内需增长正在逐步取代日渐疲软的欧美国家的进口需求，且亚洲长期供给能力仍然非常乐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将是未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东南亚也紧随其后。

　　回顾亚洲的历史，长期以来亚洲一直面临外来殖民者的压制并且沦为超级大国的表演舞台，其命运一直被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左右。在二战以后，首先是日本服从了美国的利益安排，并*8在这个格局中受益。本质上看，亚洲的发展及其内部结构变迁是美国领导的全球化进化过程的一个缩影，美式或者说美元全球化3.0时期，世界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拉入了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也培养了它在亚洲的竞争者：日本（1965年-1985年）和中国（1980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牺牲了日本的贸易，日本的牺牲成就了东南亚经济，包括“四小龙”的奇迹，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加入则正在重塑整个亚洲的政经新秩序。

　　中国对国际原始资本的渴求以其[*{3}*]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为支撑，以竞争性贬值的方式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击败了亚洲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使其改变竞争战略和发展路径，从而根本上重构了亚洲的竞争格局。随后发生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一场被对冲基金利用了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窝里斗，其基本面因素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实力与其汇率安排的失衡，货币面因素则是廉价的日元助涨的泡沫；而中国则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积蓄的国际竞争力和储备资本为基础，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下，挺过了那场危机，并真正成为亚洲的火车头。其后的十多年间，东亚各经济体通过产业分工和阶梯式的产业升级，成了一个真正的亚洲工厂，亚洲经济从危机前的无序竞争阶段，转入了一个各攻所长的稳定发展时期；同时，亚洲为修复其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成果显著。2009年的全球危机对新兴亚洲经济体的影响程度不如之前亚洲金融危机，危机后他们[*{c}*]的复苏更是走在全球的前列，虽然具体的复苏模式各不相同，但基本都是受益于过去十年中铸就的良好基本面状况。但亚洲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当下他们也面临前所未有巨大的挑战，这包括中等收入陷阱、QE回撤导致的资本外逃，亚洲的教训历历在目。更加麻烦的是多边合作组织的缺乏加上日渐发展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东海、南海还是克什米尔，无论是中亚还是朝鲜半岛，都弥漫着一层阴影。所以，亚洲的焦虑在于缺乏区域全面合作甚至一体化的愿景和清晰路线。

　　应当说中国在亚洲的复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上升，亚洲在全球的地位上升过程中中国功不可没。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逐步替代了原先日本在东南亚区域的一些领导职能，并在很多方面领先印度，谨慎而积极的区域布局就成了中国未来取得亚洲领导地位的关键。但就在2011年底，美国强势抛出的TPP和一整套从地区安全到经贸合作的未来亚太战略勾画突如其来，美国的介入会使得本区域的一体化路径产生不确定性。亚太一体化呈现出相互竞争的几个不同版本，由此引发地缘政治方面存在更大风险，大国都在以经济和地区安全的名义加快行动。所以“亚太的未来正处在关键的路口”。除非分享型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真正得以实现，否则中国之崛起与美国之守成的碰撞无法避免，东南亚以及海洋军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美国在抑制潜在对手的军事威胁方面经验丰富，动员资源也自有一套，中国应当更专注于经济和货币方面的竞争，特别是充分利用一些事件型机会，增强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以及东南亚诸国对中国的信任。

　　历史角度来看，实际上对朝贡体系的历史恐惧源于对朝贡体系的误解，它在实践上是一种贸易体系，尽管有让人不太舒服的主次关系的外表形式，但显然中国并没有兴趣回到过去，而且中国也对所谓门罗主义不是很有兴趣。实际上中国已经适应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例如中国开始喜欢上了多边主义，方式是及其灵活的，从参与（东盟）到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积极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都有，历史教训不断敦促中国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共同促进亚太大繁荣。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无视自己的历史独特性和目前获得成功的有效路径，这肯定也是对目前世界既有大国外交模式的一种反思或者改进，可以预见经济协同和文化感召仍将是其努力的主要形式。

　　亚洲有其独特的文化传承，例如儒家文化，所以亚洲也应当有自己的价值观，对于亚洲城市化的独特形态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所以亚洲的出路应该由自己决定，亚洲也必须在全球治理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大国的棋子和棋盘。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次的APEC会议，其核心议题无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例如财长会议通过的《APEC区域基础设施PPP实施路线图》），也正是中国经济当下寻求升级的核心诉求，换句话说，中国试图推动的亚洲对外合作，也正是对内改革转型的一个镜像或者说投影。

　　所以，亚洲的探索正好切合中国对新一轮的全球化格局的考虑，在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有着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c}*]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更希望通过本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这意味着全面而系统地规划总战略十分重要。

　　贸易方面，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将面临美国主导的TPP和TIPP等新协议的挑战。长期来看，积极融入新一代协定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也符合国内改革的导向。但是，美国加入后主导的TPP不仅是对自身经济模式的推广，也是对中国的限制，协议对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国企限制、监管构架、甚至农业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新兴的亚洲短期难以接受，对此亚洲应该继续推行RCEP，进行合纵连横。为自身的改革赢得时间；并通过区域内自贸区的形式逐步探索对接新一代贸易协定的途径。达成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最可能的路径是将TPP的一部分和亚洲内部贸易连接在一起的混合方案。这样一种预期安排，在开展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背景下为深化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2010年，中国同东盟建立了自贸区，覆盖了18亿人口，实现了“零关税”，成为世界*5的自贸区。2013年，中国与东盟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435亿美元，占比达到10.6%，东盟由此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坚实的外贸联系是后续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东盟同样也是投资输出和人民币周边化与亚洲化的重要战略区域。由于同样处于亚洲工厂的产业链中，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一个自贸区的建立不仅会影响区内国家的进出口状况，而且会改变区外乃至全球的贸易格局，因而需要在全局分析框架下来进行测算。

　　投资方面，“一带一路”战略伴随着地缘布局正逐步铺开。未来中国将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向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汇点，又是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向南，是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他们既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

　　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直到2008年都是面向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贸易，后者把前者视为新兴市场，并通过“信贷+杠杆”的消费模式获取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福利。同样，在中国[*{c}*]的新模式下，也需要找到相应对中国极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就是中亚、非洲和东盟；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百废待兴的老欧洲、基础设施陈旧的美国和明显减速的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状态。中国必须通过积极的地缘布局来推动亚太一体化和寻找全球发展的新动力。可以看到中国的地缘布局正在全方位的展开：通过打通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辐射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基建换资源”式的战略布局，中国正在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在走出危机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中国目前主要的ODI都集中在亚洲，其规模在2012年已达到878亿美元，是同期FDI的73%，未来仍将快速发展，达到与FDI持平的水平。

　　本次APEC会议热身过程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已经迈出实质性一步，创始成员国不久前在北京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建设的重点是亚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更事关各方长远发展。通过硬件的互联互通拉近各经济体的距离，为连接亚太、通达世界铺设道路。必须指出的是，这也是一场大考，在走出去过程中提升中国企业和资本的竞争力更加重要。特别是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和效率，以避免传统国企投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尴尬局面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完全可以同步实现混合所有制，这也是深化改革的一种具体体现。

　　最后，随着贸易和投资主线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然成了使命的召唤。人民币的影响力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地缘辐射能力同步发展的，随着贸易合作的深化与对外投资区域的扩张，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会顺次经历周边化、金砖化、亚洲化和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初期是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并行的，并伴随着人民币逐步自由浮动，新加坡、我国香港和上海等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以及境内金融体制的改革。

　　长期来看，要保持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构建中国对外利益交换的新模式，必须构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组合：即提高汇率弹性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放松资本管制并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兑换，而这些都内容要么作为前提，要么作为内涵，都可以归纳到人民币国际化的主线中来。另外，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以及老龄化的发展，中国的内需将越来越庞大。一方面，这意味着技术和资源获取策略很重要，前面部分介绍的“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能源与资源战略；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多样化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即通过提高对外负债杠杆水平获得更大消费和发展空间，缓解长期的老龄化压力。

　　打通人民币出海的通道，通过贸易和投资结算输出人民币是国际化初级阶段的主要内容。为了提高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意愿，除了国内本身经济增长前景和物价稳定需要保持外，人民币资金的投资渠道和收益水平也是必要的。这方面中国目前的做法是，一方面打造以香港特区为主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培育“亚洲人民币”及其资产池；另一方面则通过RQFII，人民币FDI，开放境内主权债务市场等渠道，拓宽人民币资金的投资渠道。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进和深化，境内金融体系和资本账户开放也会逐步推进。但在离岸市场的建设上，最近最夺人眼球的无疑是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区中很可能将设立相应的离岸资金资产池，给流出的人民币带来更多的投资渠道，使得整个货币输出和回流的环路变得更为完整和顺畅，这会使得人民币输出地的总体吸引力得到显著提升。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明显加速，但资本账户兑换尚未开放，初步建立一个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更加符合国内当前环境。借鉴美国、新加坡与东京这三个由政府主导形成的亚洲离岸金融中心作为我国完成渐进式的管制放开的借鉴经验的话，我们认为，内外分离型离岸中心将有利于防范境外资金冲击我国货币体系的风险，并有助于实践人民币离岸存款利率市场化，试点资本账户的局部开放，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从事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将明显受益于本国离岸市场内本、外币资金交易额的迅猛扩张。

　　逻辑上，从贸易到投资到货币是递进的过程。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目标上，中国希望在维持国际经济老循环的同时，打开新循环：中国将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

　　在全球化4.0的宏大蓝图中，APEC就是*7的机遇窗口和a1实践的试验场，我们必须先开枪，再瞄准，全面实施支持区域一体化和共赢导向的走出去整体战略。我们相信，随着对外开放总战略的成功推进，中国将打造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模式，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循环，获取新的国际化增长红利，在多极化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最终成为受尊敬的地缘大国。我们乐观坚信全球化4.0阶段中，中国必然王者归来，重新回到世界之巅，但她会不时回看自己和世界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为远未终结的历史的未来演进增加更多的积极贡献、创意灵感和文化气质。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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