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高顿网校小编于12月31日礼拜三专心致志为您整理了一则业界评论的新闻——田国强表示改革需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
　　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和关键期，其走向涉及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联到中国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目标渐趋明朗，就是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解决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容的又好又快的发展。不难发现，发展与治理是其中的两大关键词。这就是，必须同时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需要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辩证关系。

　　不理解国家治理的逻辑、经济发展的逻辑，就不可能深刻理解改革的逻辑，从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二者，而偏颇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和危机，最后导致改革失败，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平衡和处理好这两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只有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长治久安及中华民族的全方位伟大复兴。

　　回望过去这30多年，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主要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家治理的逻辑，使得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和危机，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严重不足，贫富差距巨大，贪腐猖獗，社会风气、文化伦理滑坡，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另一方面，现在国家治理被提到了与“四个现代化”相比拟的第五个现代化的高度毫无疑问是正确、必要的，但也要警惕简单地将治理等同于管理，会导致经济速度和发展的减缓。的确有这种危机存在，当前空前力度的正风肃纪，一些官员开始将“宁不作为，也不犯错；宁少做事，也不出事”奉为指南，没了敢闯敢试的劲头，有了重严治、轻发展的趋向，这也是要不得的。

　　中国虽然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还面临发展不足、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实问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不发展无以富民强国。中国要真正破解发展难题，还不能完全靠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发展的逻辑，理解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

　　基于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实践，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我们认为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在于：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

　　欲强国，必先富民。遍览古今中外，我们找不到一个忽视富民却取得国家富强的成功例子，比如苏俄、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抗战前后的国有化运动，这些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而民间投资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一味追求国家的强大而忽视民富，最后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欲富民，必赋私权。富民是强国的基础。由于受到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一个经济社会要实现富民，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最核心的是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

　　保私权，必限公权。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以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这是对以往重发展、轻治理的纠正。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同样系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而政府、市场与社会正好对应国家治理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法规治理（Governance）、个体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Norms）。只有三者联动和互补，方能真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社会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无欲无刚”的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当然，三种基本制度安排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的联动。道德说教的社会规范依靠对人性的改善，最节省制度成本，但常常缺乏约束力，且适应范围有限；强制性的法规治理或政府干预信息成本大、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个人自由，也适应有度；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在信息大多是不易对称的客观现实下，激励机制的制度规范是最有效的，它能够诱导个体在追逐私利的同时所采取的是相容于总体目标的行动，但也需付出信息成本。不过，三者中法规治理还是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好的法规治理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反之亦然，这就是法治的极端重要性。

　　政府既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更是改革的对象。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成了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这也是下一步改革的*5难题所在，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动。

　　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发展与治理是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两篇文章其实是一篇文章，如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处理得当将大大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过，在此过程中关键的还是要用好人、用对人、搞对激励，要将从理念到行动勇于改革、长于发展、善于治理的人放到重要领导位置。

　　那么，如何通过政治程序将社会认同度高的善于推进改革者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已经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怎样的政治过程会聚执政团队来领导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而实现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邓小平起的领导层一直都对新加坡政府的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提到不仅要学习新加坡经济发展，更要学习其社会治理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

　　那么，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精髓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导致行政效率高、经济发展快，而又权力廉洁、贪腐少、社会拥护度高的呢？郑永年教授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是大致讨论。其基本经验就是通过选拔加选举真正有机地融政党于社会，也就是真正地融政于人民。同时，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形成了人民拥护的*5公约数。新加坡一党执政运行良好的关键就是很好地处理了选拔加选举的互动互补关系，以此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代表性和权威性。新加坡的政党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政治人物来自于民间，使得政党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可以强化执政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相反，如果一个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利益集团，就会处于危机之中。民主的本质是竞争，不一定在党外，在党内也可以。这样，对一党执政制度来说，党内竞争就显得异常重要，否则只会对上负责，不会对下，对社会、人民负责。面向未来，应该以党内选拔加人民选举的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健全民主程序，将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到一起，共同服务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这也是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一个路径。此外，行政领域应仅限于政府领域，其他领域应逐步开放，如教育、社会经济领域。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来源：*9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