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多挑战，而货币政策也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人们期望央行能够运用单一政策来解决多个甚至具有内在矛盾的目标。然而，诸多条件决定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其目标和工具都存在内部协调难题。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与GDP的相关性都在弱化，这使得数量型工具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未完成、利率与汇率政策缠绕在一起、价格与数量工具难以联动等，也使利率工具效果有限。对货币政策自身来说，应该把重点放在努力创造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从外部政策协调来看，则应弱化对于货币政策功能的过高预期，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主动性。

　　进一步就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来看，一直就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内容，但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有过多的被动性政策协调压力。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中，有许多被动性因素会产生较大的政策协调难题。关注这些因素，有助于在*3政策协调过程中，事先认清各种外在干扰和影响，并做出恰当的政策反映。例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都影响到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以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对于这些典型的协调难题，显然目前还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

　　另一方面，两大政策制定者之间缺乏动态协调机制。一则，财政与货币当局构建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对于政策配合来说具有深远的制度含义。但是从我国情况来看，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通道，甚至近年来随着政府体制改革而不断弱化。在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下一年政策姿态之后，实际上两大政策部门就基本陷入了“各自为战”的状况。二则，在我国，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独立性都存在一定模糊性，公开性和透明度严重不足，这使得两大政策当局间的协调缺乏有效基础。

　　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需要抓住几方面重点。一是从总量目标来看，作为传统的两大政策协调重点，往往致力于“松”“紧”结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将来这方面的政策创新，不仅应注意尝试更多的“松”“紧”搭配方式，而且需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对“松”“紧”的程度从模糊目标到逐渐量化，此外更需要围绕政策服务对象与功能，进行多样化的配套合作。例如，一方面货币政策主要作用于总需求，但通过推动构建适应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消费主权社会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对于资源配置和生产率提升有正面促进；另一方面在政府亟需“瘦身”而且“让利于民”、“让权于民”之时，与动用投资性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相比，更重要的是采取灵活的税收政策，尤其是更有力度的减税政策，可以通过不同税种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所有这些着眼点，都拓展了两大政策的协调空间。

　　二是从结构性目标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实体经济结构问题，应该是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金融结构问题，则是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当然也有二者并重的，例如，国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下的流动性管理问题，就是两大政策协调都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

　　三是重视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协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面临更多外部约束，也有了更多协调配合空间。例如，在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要大于财政政策，随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也受到制度约束而产生内外平衡困境。在此情况下，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和避免冲突，成为具有挑战性的新领域。

　　四是着眼基于特定领域或市场的政策协调。例如，在发展绿色和生态经济方面，既需要财税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金融创新工具的支持。再如，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的问题，除了从金融视角着手，更需要先解决降低税费压力的问题。

　　文章来源：*9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