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投行工作的波动性较大。裁员裁得比裁纸都要快，即使留下来，也是举步维艰的硬仗。流动性这么高，哪里的投行都一样，在中国也一样。这些精明的投行家，作为人上人的他们，从投行跳槽出来之后都去了哪里呢？

　　*9类，加入私募。

　　投行工作了两三年后，这个选择对于许多投行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国投行里年轻的分析师们加入私募的数量，近年来与日俱增。与投行相比，私募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压力也小得多。这两点正好是投行一直以来所为人诟病的。

　　虽然同属金融部门，但投行和私募之间的差距悬殊，生存下来所要求具备的技能也非常不同。中国许多从投行出来后加入私募，因难以适应私募行业的节奏，几个月甚至几周而又重回投行的例子并不鲜见。

　　第二类，自创私募。

　　在中国的投行做到部门管理者级别的高级银行家们，手中一般都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资源。于是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凭借这些“看不见的资源优势”，开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私募公司。

　　前高盛大中华区的董事长FredHu，2010年离开高盛，紧接着创办了自己的私募资本集团。他的私募公司现有超过30人的投资领域的顶级专业人士，并帮多家业内龙头机构打理人民币和美元的基金业务。

　　第三类，情倾学术。

　　投行家中不乏一些佼佼者，特别是站在顶端的高级投行家，他们本身就拥有非常扎实的金融理论素养，又加上了多年来在投行里浸染积累出的丰富实操经验。这样无敌的组合，对大学里有志于金融的年轻人是个非常好的鼓舞榜样。

　　因此，有相当数量的高级投行家们，特别是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在一决定辞去银行工作后，就立马被高薪聘请到了顶级的商学院担任教授。

　　TaoWang，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Wang拥有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学位，后又在香港的银行工作了8年时间。他曾先后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当2013年离开CICC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学生涯时，他早已是固定收入分配的执行主任了。

 

　　第四类，实操教练。

　　由于多年的投行摸爬滚打历练，多数投行家们都拥有良好的实操技能和经验。所以，授之以渔的培训和指导他人，也成为投行家们的一个选择。今年四月，一位坐到执行董事高位的银行家，离开了他原先所供职的一家大型英国银行，在北京开始了商业培训的步伐。

　　虽然与就职投行不同，运营企业完全是另一种挑战和压力，但他在投行里的丰厚回报意味着伊始他并不需要为个人财务状况而发愁。而且，他并不是*10一个走上企培行业的银行家。

　　第五类，投身科技。

　　对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银行和咨询行业绝对是香饽饽，热得不行。不仅仅是因为那里薪水高，待遇好，类似于谷歌和Facebook之类的高科技公司的兴起也助推了这一趋势。

　　相似的一幕如今在中国上演。随着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数量的增加，他们的海外扩张野心也进一步扩大。高顿CFA研究中心的Vicky认为，顶尖的投行人通常能够敏锐地嗅到这一气息，并且顺势而为。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WinstonCheng，他正式宣布并确认即将离开美国银行-美林，加入中国的在线视频巨头——乐视。曾就职于高盛和美林等多家顶尖投行，他将在乐视成为一名高级副总裁，包括乐视的全球投融资业务，涵盖公司的投资项目和潜在兼并业务。

　　第六类，自主创业。

　　其实这对于投行家们来说，也是常有的一条路。毕竟，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行业知识，以及伴随他们的投行生涯极其广阔的人脉与社交网络。这些东西在他们一旦决定自主创业的时候，一般都能立马派上用场。

　　除此之外，他们对于商业与贸易本质的卓越理解，足以让他们几乎可以涉足各个领域。很多小众的领域也有涉及，比如今年有一个投行人在云南开了一家旅馆，另一个做了果汁的生意。类似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看起来，做这个也不需要你的头衔非常高才可以。

　　第七类，公共部门。

　　这条路相对来说比较窄，因为门槛较高，高级或者非常突出的银行家才有资格出任。因此人数也不是非常多。

　　马军，现中国人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原先在德意志银行工作了14年的时间。当他2014年加入央行时，他早已是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了。

　　张红力，现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10年加入工行时，曾是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的主席。

　　然而最传奇的要数朱长虹了。他2010年离开老东家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成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首席投资官。但4年后，这位中国外汇储备的操盘手低调离职，原因至今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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