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受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开放的影响，一些企业老板涌向广东等沿海地区掘金，上演了“*9次孔雀东南飞”潮；多年以后的今天，受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低成本吸引，“第二次孔雀东南飞”潮上演。

“三年前，傍晚的时候这条街道上满满的都是工人，有做家具的、制衣服的、做小电器的，现在，都没了。”广东番禹石基镇小龙村塱尾工业区，一位音响公司经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工人们说，现在越南那边工资只有他们的一半不到，老板们组团投资越南了。”

而与番禹一河之隔的东莞，日子同样艰难。据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对东莞制造业的调查报道，“订单减少，用工成本上升，东莞代工业遭遇寒流”成为当地的制造业“新常态”。东莞市商务局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9月份东莞关停外迁企业达243家。

《经济学家》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领域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是每小时3.27美元，比越南高三分之二，比马来西亚高四分之一。

从年头排到年尾的订单、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各异的工人、一到晚上便熙熙攘攘、霓虹闪烁的街道，这是广东工业园区密集区域曾经的“黄金时代”。

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悄然迁移，开始让金色剥落。

广东省长朱小丹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现在广东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的行动，二是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低成本竞争，这是“两方面的挤压”。

“每过一个年，工资都要涨一涨，在以前不太规范的时候，几乎没有老板敢在过年前给工人发出全部工资，就怕年后工人不回来，影响开工。”上述音响公司经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过现在招工难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订单减少的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工人，甚至将厂子建在越南可能更省。”

事实上，因其廉价，全球纺织业、小家电、玩具业、家具业的订单正滑向东南亚地区。而东南亚地区的廉价劳力，也正向制造业老板们频频招手：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溢出正在广东地区加速上演。

一家外贸家具制造工厂的出口部经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据我所知，广东地区已有四成左右家具厂迁移到了东南亚地区开厂，以利用当地更廉价的人工和原材料。”

2014年12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全球工资报告，报告显示越南2012年的平均月工资为181美元，印尼174美元，泰国357美元。而根据广东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广东省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4215元人民币（约合654美元），2014年已上涨到4957元。

东南亚廉价劳力竞争袭来，对中国制造业而言，*10解决途径是在全球产业链条上更准确地定位自己的位置。

在朱小丹看来，成本要素价格普遍上升、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日益趋紧都成为广东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且，广东制造业总量很大，但总体来看质量并不太高，在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产品质量、标准和品牌以及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和国际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总体来评价，广东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

作为中国制造业大省，广东制造业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亦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

近日，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对苏南地区近50家制造业代表企业展开了详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制造业受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的前后夹击，市场空间大幅缩小，加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可开发土地日趋有限、环境和资源保护要求不断加大等各方面限制，使得制造业利润空间持续下滑。

在苏南地区，产能过剩、内外需不足、产品价格下滑、融资和用工成本持续上升等问题，严重制约当地制造业的发展，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苏南各家制造业企业的迫切任务。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任务，需要融入制度创新，同时，为制造业转型升级配套的是服务业，包括研发、营销、物流、金融等，而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升值空间更大”。

而较早进入“新常态”的广东，已经拉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幕。据朱小丹透露，广东将力破产业核心技术缺乏、产业层次偏低、产业链条不完善、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不完善等主要难题，推进广东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的转变，变“广东制造”为“广东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