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中国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十三五”期间，中国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在此之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曾表示，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才有就业机会，才能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是主要人口流入地区，也是经济增长的重心。为什么劳动力要向这些地方流动？因为投资多使得就业机会多或者工资高。2013年的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共有11个，包括京津、江浙沪、粤闽鲁以及辽吉内。人均GDP高意味着投资水平高或者劳动力报酬水平高，自然能吸引人进入。

但户籍制度抑制劳动力自由地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速度，这表现为地区间惊人的人均GDP差异。2014年，京津冀、江浙沪、粤闽鲁等九个省份GDP之和为全国的54.45%，但人口之和仅为全国的29.4%。

回溯近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和人口一直向前述9个省份集中。9省份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历史高峰，为58.95%。随后9省份经济占全国比重开始降低，只是降低的动力并非由市场驱动，而是由政府调控之手，政府试图让区域间经济均衡发展，大量的信贷、土地指标向东三省、中西部投放，严控大城市的投资审批和人口规模，形成东北振兴、中西部基建热火朝天的局面。

以东北为例，2003年“振兴东北”成为国家战略，2004年东北的GDP占全国比重达到历史低点9.05%，并于2005年开始回升。尤其是2010年以后，辽吉黑的人均GDP与全国的人均GDP比值呈现上升态势，迥异于京沪等发达地区。

信贷与土地向东北倾斜的后果虽然换来了一时的GDP政绩，但当全国经济出现颓势时，东三省经济增长失速的消息也不断现于报端。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楼市也告急。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也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辽吉黑三地自2010年以来，人口占全国比重持续降低，全国人口依旧向9省份流动，显示出经济集聚的趋势难以撼动。

显然，经济与人口集聚的趋势不可改变，抛开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城市的事实来平衡区域经济，只会损害效率，得不偿失。

城市群可以形成的另一面，也是其制度优势的体现。1980年以来，东三省的人均GDP一直领先于全国，只弱于直辖市及其他少数省份。但三十年来，每况愈下，国有企业负担重、缺乏市场经济环境和好的政府治理是主因。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单靠中央鞭策或自我努力，很难自己跳出制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而江浙沪粤能发展得这么好，与相对开放、公平的制度环境有很大关系。经济与人口集聚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让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也可以分享先进制度的成果。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经济与人口结构将重塑中国的方方面面。首先是人口，假设上述9省份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过去的峰值———60%左右，当人口流动使得全国人均GDP处于均衡状态时，9省份的人口也将达到全国人口的60%，也就是8亿人。按目前的人口分布，9省份还将吸纳25%的全国人口，亦即3.4亿人。这意味着非中心区位的地级市和县级及以下行政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多半将全部流出该区域。

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将深刻影响经济活动的分布。眼下各地计划中的高铁项目、高速公路、商业中心、住宅计划，都需要被重新审查，如果强行上马，很可能会陷入经营危机、成为无效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弱又将反作用于人口结构和经济活动，继续强化特大城市群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企业的设立、投资也将围绕着特大城市群展开。这时的企业将面对新的市场环境，也许满足特大城市群的消费需求将成为企业的重中之重，现有下沉到县乡的多级渠道将受到很大的挑战。到了那时，中国的经济版图或许是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