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创新总是被鼓励的。但如果创新没有价值，那么创新也会消失。

千百年来中国多数时候不缺创新。比如明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徐光启是睁开眼睛看西方现代文明的代表性人物，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为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他还是兵器与农业实验方面的行家，如果说中国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徐光启算是一个。

这股西学热在清初余波未消，康熙就是其中的传人。据传教士南怀仁记载，康熙尽管日理万机，但每天也要学习两三个小时。教授知识的传教士们往往都是天刚亮进宫，下午三四点钟才出宫。他让传教士督造便于南方山地的轻便火炮，绘制全国地图。他抿着葡萄酒，学着拉丁文，经常坐在院子里观察天象。为此还收藏了很多测量仪器，不仅有传教士进贡的纯西方仪器，还有康熙谕令造办处制造的中西合璧的测量仪器。康熙最喜欢的是数学，尤其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康熙把业余时间全部放在数学上保持了两年时间。

遗憾的是这样的传统没能贯彻始终。在雍正时期，驱逐传教士的事件越来越多，某些士绅对西洋望远镜等“奇技淫巧”的抗议声响起，直到清末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始终停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之中。洋务派到真正看到坚船利炮之后才大吃一惊，陷入苦思之中。

明末以来一度热衷创新的潮流逝去，自然科学出现断档。在著名的人类学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作者举出了相同的创新丧失的例子。公元前3400年左右在黑海附近出现了轮子，此后几百年迅速传播到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墨西哥土著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发明出了轮子，并且发明了带车轴和轮子的陶瓷玩具车。但那是作为玩具用的，从来没有被用于农耕与交通，在欧亚大陆轮子则成为重要的生产力。

这也表明，只有真正的需求才能成就伟大的创新，而良好的制度也可以扶持创新。但如果社会没能自然而然地形成需求的土壤，创新依旧可能趋于消失。

康熙对西学的热衷没能在社会上得到推广，在他之后，不愿意学或者不敢学成为主流。既然财富主要来自于土地、经商与科举，为什么要在家里摆个谁也不认识，也无法炫耀的地球仪？

康熙时期似乎不需要创新就能过得很好。此前的连年战乱、人口减少使得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照样可以使边际效率大大提升。但此后整个社会制度一直停留在管理小农经济的层面，根本无法应对商业、创新的需要。

英国工业革命是个正面例子。18世纪为防止工业技术外泄，英国政府明确禁止工匠移民美洲，也严格限制纺织业主和熟练工人远赴海外，后来进一步发展到禁止钢铁业和煤业工人离岸。技术与创新对英国经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这二者创造了财富。不过要记住一点：在这背后，需求是决定一切的基础。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作者：叶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