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L型的态势，今后的政策逻辑已经很清晰了：我国现有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与不断扩张、升级的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未来要真正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来，凡是有利于改进供给的创新和改革，将会受到政策鼓励；而延续老套路、加剧供需失衡的政策、发展计划和投资行动，将会受到中央政策的抑制。

当前宏观经济数据进一步佐证了中国经济正处于L型态势。国家统计局*7数据显示，中国4月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1至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全线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6%（3月为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0.1%（3月为10.5%）；1至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10.5%（1-3月为10.7%）。唯有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至4月同比增7.2%，创一年新高，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55.9%，增速也加快。

工业增速、投资增速再度回落，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增速继续下滑，基建投资增速高位回落，仅地产投资增速保持稳定，再加上外贸大幅回落，说明经济回暖动能显著不足，尤其对经济复苏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民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自2006年至2012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比重从49.8%上升到61.4%。2013至2015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63%、64.2%和64.2%，而目前是62.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放缓，今年前4个月回落至5.2%，增速比前3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仅为去年10.1%增速的一半，比去年同期大幅缩减3.2%。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前4个月同比增速加快至23.7%。

为阻止民间投资不断下滑之势，国务院日前要求专项督查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落实情况。银监会也发布紧急通知，要求银行自查，清除导致私营企业贷款放缓的瓶颈。不过，虽然国务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却不会一抓就灵，因为这属于结构性矛盾。看看“十三五规划”及其他重大项目规划，与民营沾边的很少，参与、提出各种项目规划的机构，本身也都是国企，很多项目规划和融资安排，压根就没考虑过民营这一块。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不解决，民营及民间投资，今后还会以更快的速度下滑。

而4月超预期回落的信贷和社会融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市场对经济减速的担忧。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均急跌，新增人民币贷款从3月的1.37万亿急跌60%至5556亿，社会融资规模从3月的2.34万亿急跌68%至7510亿。广义货币(M2)增速从3月的13.4%降至12.8%，而狭义货币(M1)从22.1%增加至22.9%。M1由现金和活期存款构成，与经济活力的关系比M2更为密切，M1大增的主因是政府居民加杠杆导致企业现金流和存款增加。值得关注的是，M1大增而M2增速创下去年6月以来最低，M1和M2剪刀差创6年新高。M2与M1增速之间的剪刀差可近似看成判断资金活跃程度尤其是企业层面的观察变量，剪刀差（M2-M1增速）越小，货币供应量存款活期化倾向越高，经济活力越高，剪刀差越大，存款定期化比重较高。显然，M1、M2进一步背离反映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和存款活化。

4月社融信贷放缓，工业投资再度回落，5月经济开局不佳，这都在考验央行稳健货币政策决心。而4月信贷数据波动使部分市场人士担心货币政策是否有所转向。对此，央行紧急发文澄清，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健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改变，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货币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稳健”的，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既要保持稳增长力度，又要充分考虑到货币政策对未来价格的影响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政府计划展开一项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攻势，未来3年内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约达4.7万亿。近期国务院开展专项督查，着力扩大民间投资，银监会也要求银行自查、促进民间投资。民间资本能否在未来分得一杯羹，实际成效有待观察。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而经济下行带来的金融风险却不容低估。随着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稳健，财政稳增长告一段落，未来经济增长还需供给侧改革挑大梁，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和保护产权等见效长远的供给侧改革改善市场预期。不可否认，政府在加强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收到了一定效果，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比如中央政府加大下放投资核准权限。不过，如果从整体的市场化改革来看，以下放投资审批权限为主的改革还远远不够。一是放松的政策集中在投资领域，这往往是国家有计划、有项目的领域，而民营企业很难在这些领域获得机会；二是不少地方政府缺少承接中央政府下放的投资项目的能力。由此而言，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某个领域的放权，而在于整体市场环境的放松，让各路社会投资者参与进来。成功的市场化改革，一定是系统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周一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专门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我国经济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供给侧，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求，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由此，今后的政策逻辑已经很清晰了：我国现有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与不断扩张、升级的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用专家的话说，凡是有利于改进供给的创新和改革，将会受到政策鼓励；而延续老套路、加剧供需失衡的政策、发展计划和投资行动，将会受到中央政策的抑制。

不管怎样，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阶段，因此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放缓，政策部门不能慌乱，地方政府不能失了方寸，市场波动会给投资者带来恐慌，这时候就更需要政策部门和干部队伍保持清醒和稳定，真正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来。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