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当“三聚氰胺”重现江湖，我们却一再发现，有一种悲情，总是不惮以重复上演的方式来作为时代的备忘，又总是试图以虚与委蛇的方式去寻求公众的谅解。
 

　　1月30日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会议透露，已查处至少5家公司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这些乳制品都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生产乳制品，性质非常恶劣。随之又曝出，在一些含乳制品、烘焙品、糕点、糖果、饮料等食品中发现三聚氰胺。紧接着，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派出8个督查组，分赴16个省份，督促各地严厉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尤其是要查清案件背后有无失职、渎职的违法行为。
 

　　当数起三聚氰胺事件伴以“性质非常恶劣”的定语公开出来，它们已被“保密”了太久。譬如上海熊猫事件，在被媒体率先披露之时，公众已有长达8个月时间的一无所知。而且对此事件，某部门一位副司长曾断然表示，“这起案件只是一个个案”。然而话音未落，媒体又披露了陕西金桥、山东绿赛尔、辽宁五洲等奶粉事件，同样在媒体报道的一个月前，多省相关部门已经“悄然”下文，要求对这些食品进行彻查。
 

　　似乎不能说相关部门未能尽责。他们发现了问题，进行了查处。但显然也不能说他们尽了全责，因为所有这些查处，总是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秘密查处”。而这样的“秘密查处”，不正与2008年三鹿事件真相公开之前的情形如出一辙吗？毫无疑问的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查处，于消费者而言是一种冷血，因为它无疑是将一些可能的受伤害者忽略掉了，同时也忽略了他们要求赔偿的权利；于不法企业而言则是一种姑息养奸，因为它助长了不法企业的侥幸心理；于行政伦理而言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它遮蔽了一些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
 

　　三鹿事件以来，我们见证了“结石宝宝”、高官去职、行业震荡，直至一部《食品安全法》在众望所归中走上前台。但是在经过了这么多悲情与疼痛之后，我们今天仍然不禁要含泪追问的是，一切真的得到了什么改观吗？我们真的走出了2008那个奶粉漫天飞扬的迷茫秋天了吗？尽管《食品安全法》对信息公开有了专门的规定，但是当我们已经步入到“后三鹿时代”，那种及时而必要的信息公开为何依旧一次次地被“秘密行政”所替代？
 

　　任何时候，无真相则无谅解。但是当有一种错误无法被真正承担，有一种真相一次次被回避，则一种谅解仍旧无法达成。说到底，对一些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实质表明一个社会承担错误及其后果的能力与勇气。作为一种既往，2008年三聚氰胺制造的那多达30万之众的患儿群体，其善后仍远未妥善。患儿家长提起的即将开庭的诉讼，遭到无限期推迟；“结石宝宝之家”网站创办人赵连海，则遭到警方拘捕。作为一种现实，则是今次公开的这些三聚氰胺事件，是否同样又催生了新的“结石患儿”群体，是否应当得到赔偿、治疗乃至司法的关怀？
 

　　我们注意到，此次派往16个省份的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督查组，除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外，另一个重要的使命是“查清案件背后有无失职、渎职的违法行为”。我们确信，这不光是一次对监管真相的追寻，对食品安全法的践行，也更是一次寻求公众*5程度谅解的方式。是的，除了负责任地公开，以及负责任地承担，将没有什么可以得到公众的谅解，也将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远离任何形态的“三聚氰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