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审计监督对惩治腐败的作用日益彰显。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腐败问题有哪些新特点？在反腐工作上，又面临哪些新问题，如何从审计角度提出建议？针对这些问题。

审计工作发挥职能作用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加大力度查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注重通过审计对权力运行加以制约和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将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近年审计的情况，通过对一些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梳理，审计署金融审计司副司长王志成总结出腐败问题三个显著特点。

“从腐败类型看，公职人员滥用行政权力、内外勾结、谋取私利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形式是有关领导人员直接或者变相干预、违规审批或者暗箱操作，向亲友或特定对象输送利益，并从中收受钱款、房产、股权等。”王志成说，在以权谋私案件中，很多都是通过中介撮合、公职人员暗中支持或直接参与的方式进行。

“从腐败领域看，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相对集中的领域案件多发。例如土地和矿产资源处置、资金分配、信贷发放、企业改制等方面，这些问题涉及国有权益损失金额往往巨大。”王志成进一步分析表示，另外，基层、民生领域案件也较为突出，包括基层管理人员弄虚造假、骗取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等。

今年6月29日发布的审计工作报告也印证了这些观点。在审计重点抽查的40个县中，有1.51亿元扶贫资金被虚报冒领或违规使用。其中，有29个县的59个单位和28名个人通过伪造合同、编造到户补贴发放表、重复申报、假发票入账等，虚报冒领或骗取套取扶贫资金5573.13万元。

“从腐败手法看，趋于隐蔽化、期权化。有些涉案人员表面上可能没有行政审批等‘显性权力’，但往往掌握着内部数据和信息，比如国有资源储量、建设发展规划、企业兼并重组、证券市场内幕信息等，并将其转化为‘隐性权力’，通过这些数据和信息非法获利。”王志成表示。

“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审计工作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揭示重大违纪违法、重大损失浪费、重大不作为、重大资源损毁、重大侵害人民利益等问题，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审计力度。通过审计，不少问题得以揭露。”审计署企业审计司司长郑新举介绍。

“近年查处的案件中，不乏涉腐金额很大的案件。”*6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侦查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秦弢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案件的涉案金额可能达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基层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小官巨贪”现象也令人触目惊心。

“审计机关要对腐败分子出重拳、严查处，发挥反腐‘利剑’作用。”王志成说。

据了解，2013年至2015年，全国审计机关共向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地方政府、监管主管部门等移送各类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1000多件，其中不少问题线索涉及人员级别较高、涉案金额大、问题性质恶劣、涉及面广，经有关部门查实公开后产生了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对腐败分子形成震慑。

“可喜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腐败现象明显收敛。”北京大学廉政中心主任李成言说，审计力度的不断加大，对遏制有关领域的腐败问题成效显著。

“近些年，国有企业集中暴露出了一大批贪腐问题，有些问题造成的影响较为恶劣。从这些问题的产生看，和国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郑新举分析说，国有企业管理方面突出存在着三方面问题。

首先，市场主体意识还不到位。国有企业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化管理”问题，一些企业还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重大经济事项决策中还存在一把手的“一言堂”、分管领导的“自留地”等。有关人员设租寻租、增加交易成本、利益输送、损公肥私等现象时有发生。

其次，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有一些国有企业还未真正形成“责、权、利”相匹配、充满生机活力的治理结构。各相关角色之间的定位还不清晰，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制衡机制还不健全，容易引发内部人控制风险，从而造成决策非理性、损失浪费甚至贪腐问题。

再次，在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机制方面，企业重大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决策事项评估和履职过程记录、责任过错认定和追究标准等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约束存在薄弱环节。

“腐败问题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审计工作在发挥惩治腐败作用时，要聚焦权力这个关键点，要分清一个单位的权力点在哪里。”郑新举表示，在资金分配、项目审批、贷款审批、内幕信息、重大投资、物资采购等，以及工程建筑领域的招投标等，这些都是权力集中、资金和资源密集的环节，要通过对重要事项的流程审计跟踪，发现权力是否存在滥用、相关人员是否谋取私利或进行输送利益。

他进一步表示，同时还要通过审计，促进问责机制的健全完善。“一些贪腐行为之所以未能抓早抓小，问责机制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郑新举说，有多大权就要担多大责，问责机制就是要强化监督、防患于未然，要将问责机制变成一种硬约束，有助于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因此，针对审计工作发现的问题，需要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领导人员应承担的责任。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在境外的投资、项目建设越来越多，在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同时，也形成了数万亿元的境外资产。王志成说，这些资产在经营管理中也有一些腐败问题的发生，因此要加大对境外国有资产的审计监督力度。

境内境外审计一体化是当前加强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监督的重要手段。“首先重点关注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情况，包括投资收益、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在审计方式上主要是立足于国内，在国内审查投资主体的决策，检查有关决策程序和决策记录，再通过对境外公司的相关资料进行查阅，由此来推进探索境内境外审计一体化。”郑新举说。

近年来，境外项目中存在的贪腐问题突出表现在向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违规决策导致重大国有权益损失、境外经营管理机构人员转移贪污国有资金等。审计发现的问题和建议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制约监督机制，这对维护境外国有资产安全、提高境外国有资产运营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国内审计相比，对境外国有资产进行审计监督的难度更大，一些审计手段受限。郑新举举例说，在国内，审计部门可以通过外调等方法依法追踪相关资金流向或事项经过。而在境外实施审计，由于受所在地政治、法律等因素影响，有些工作开展起来就相对困难。因此，境外审计涉及的一些具体方式方法需要不断探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配套制度建设也需要进一步跟上。

在提升对境外国有资产的审计水平方面，李成言认为，人力的投入是关键。“境外投资的体量数以万亿计，这么大的投资，审计工作量巨大。迫切需要增加人力，缓解当前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

另外，在对境外国有资产的审计监督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所在国的法律，甚至是国情民情问题，如果不甚了解，很多工作难以开展。“所以还需加大对相关知识的培训力度”。

“在加大人才投入和培训力度的同时，提升审计效率同样重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完善境外机构的资料报备制度，对‘走出去’企业的经营资料、重大经营决策、重大项目投资、重大资金使用等，即时或定期报备境内投资主体或相关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之间也要实现对境外资产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郑新举说。

专家们还认为，还需多部门加强合作，协同推进境外反腐工作。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崔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