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的经济效应与政策建议

　　“营改增”作为一种“上下互动”型的改革，在2012年时仅有12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进行试点，2013年8月才推向全国。时间短、行业少使得现有的数据难以从“营改增”两年的进程中对之进行总体的、全面的评估，更难以展现出“营改增”所具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及影响。《上海经济发展报告(2014)》“关于营改增改革问题深化研究”课题组根据理论与实证的推演及国际比较，就“营改增”对中国税制改革的影响提出如下观点：一是从长期看，“营改增”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会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二是“营改增”作为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将产生包括推动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在内的诸多联动波及效应;三是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把“营改增”的效应发挥到*5。

　　上海和全国的实践表明，“营改增”对服务企业有明显的减负效应，对于国家财政而言，从短期看，会降低政府税收收入，但如果放眼长远，政府的税收反而会增加，这也是“拉弗曲线”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经典的“拉弗曲线”中，决定税收收入总额的因素，不只是税率高低，关键要看税基大小。提高税率不一定都会使税收收入增加，有时反而会减少税收收入，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主体的活动能力。税率过高，税收负担加重，经济主体的活动受到限制，削弱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会造成生产下降趋势，企业的数量规模自然减少，导致税基降低。要恢复经济增长势头，扩大税基，就必须降低税率，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鱼与熊掌兼而得之——收入和国民产量都将增加。“拉弗曲线”描述的是长期经济条件下税率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各项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结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正是这种“时滞作用”，使短期虽然税率降低、税基逐步放大但税收降低。

　　国际经验表明，单纯“减税让利”的低税负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反向关系。各国在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方面，在减税前提下，更注重通过税收的结构性调整，激发企业经济活动能力。从各国实施增值税的经济发展背景看，由于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弊病，而当一国需要大量投入去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发展又要求加强专业协作的时候，营业税势必对投资产生较大的扭曲性，不利于专业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增值税来取代营业税，以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的“营改增”政策试点，不仅降低了服务业的整体税负和专业协作，更为重要的是，二、三产不同经济主体间由于税种不同而限制了经济活动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降低制造业的税负，从而提高了三产内部和二、三产之间各个专业领域的工作和投资积极性，促成生产和服务协同发展的格局。

　　实践表明，“营改增”已经取得一定的预期效果，包括避免重复征税、实现结构性减税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良性互动，推动服务经济向纵深发展等。从理论层面剖析，“营改增”所具有的税收中性原则将有力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促进市场分工，促进服务外包，随着“营改增”进一步深化扩围，还将并入更多的行业，打通更多的环节，纳入更多的地区，从而实现改革效应的*5化。

　　在征收营业税情形下，生产环节越多，该生产链条上企业被重复征税的次数就越多，企业整体税负就越重，因而营业税不利于产业链的分工与细化，同现代化大生产体系所要求的“迂回生产”相悖。改征增值税后，这一弊端得以消除，生产链将按效率原则重新予以构建，资源的配置将更为合理，企业核心竞争力会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营改增”还会带来波及联动效应。一是企业分工细化，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逐步提升。二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从数量到质量都得到明显改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不断深化。三是各种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兴起，按照效率原则或嵌于企业内部或独立出来，推动制造型企业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制造”转型。四是中小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一方面各类小而专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蓬勃涌现，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也买得起专业化服务，从而提高了这些小企业的竞争能力。从长期看，企业数量的增加将带动就业并产生直接的收入效应，而收入效应也将通过刺激内需为整个生产体系注入正能量。这是一个典型的良性正反馈过程，其结果是企业投资信心增加，税基扩大。五是服务贸易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风险。六是减负后的企业投资意愿会有所增强：首先企业业务扩张会增加企业投资意愿，其次增值税可抵扣直接刺激某些企业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再次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逼迫企业在技术改造、创新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