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除了撤点并校，你研究的其他问题呢，进展如何？
 
　　杨东平：这十多年来，我对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是从大学扩招后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开始的，认识扩招对农村学生的影响。后来参与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以及新近的农村撤点并校问题。这些可以说都是新情况、新问题，是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产生的原因是大规模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学龄人口减少，出现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样两个重要的新的边缘群体。我们关注的是教育的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
 
　　主持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进展怎么样？去年我们也重点关注了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事。
 
　　杨东平：现在国家对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有个政策，叫“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解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大多数城市已经做得较好；也还是缺乏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创新。现在是把解决的压力给了地方政府，很多地方害怕造成“洼地效应”，如果他们把流动儿童的教育解决好了，涌入的人会越来越多。制度创新的目标，一是建立流动儿童经费的转移和分担机制，因为国家给的义务教育经费还在留在户籍所在地，压力则是给了生活所在地，这需要制度创新。二是建立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为准的教育公共服务管理体制。
 
　　主持人：留守儿童呢？我看过学者梁鸿写的《中国在梁庄》，里面就有留守儿童的问题，惨剧触目惊心。
 
　　杨东平：留守儿童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比流动儿童更难解决。因为首先是亲子分离，儿童缺乏监护人，这种缺失是外部力量很难替代的。现在很多机构做关于留守儿童的项目，比如手拉手，代理家长，每个月打一次电话啊等等，总体来说是聊胜于无吧。但无法弥补父母不在身边的情感缺失。现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寄宿制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的聚集地和庇护所，因为在家里也没人管，在学校至少有老师。
 
　　主持人：寄宿制学校效果怎么样？
 
　　杨东平：情况整体不是很好，很多研究和数据都能说明这一点。主要是寄宿制学校的生活设施、生活条件太差，教师编制不足，缺乏校园生活、活动。因此，有些调查显示，寄宿学生的健康、学业成就、情感、心理等发展状况，比走读的学生还差。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是政府投入还不够。因为校舍盖起来了，澡堂、食堂等等配套设施都没有，生活老师也没有。很多孩子在学校没事可干，他的心理情感更容易出问题，年级稍大的很容易打群架。
 
　　主持人：前面说的都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杨东平：高等教育扩招后，曾经出现过一个庞大的贫困生群体，相当多的贫困家庭无力缴纳学费，又难以申请到助学贷款。当时助学贷款是建立在商业银行的机制上的，从利润的角度来说，银行做这个事收益不大，积极性不高。现在已经建立了国家财政为主的助学金奖学金制度，就好多了。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农村学生在高校中所占的比例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从整体来讲毫无疑问是增加了，大约在2003年左右，全国高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就已经超过城市学生。但是，农村学生在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比例却在逐渐减少，这两个事实是并存的。
 
　　主持人：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例是不是还不够高？
 
　　杨东平：早在1993年，政府就提出一个目标，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要占整个GDP的4％，这是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这个目标一再延迟，到今年才达标。
 
　　主持人：现在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杨东平：国家提出了教育改革发展的《规划纲要》，目标是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这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来说都是好事，因为中国教育已经走过了满足基本需求、满足温饱的阶段，现在面临的是如何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主要就是促进公平、提升质量。当然，这在城市和农村，高校和中小学，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问题是不一样的。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