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将在前门23号院的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拉开帷幕，连续三天，上演本年度最重磅的文化大戏。今年的年度文化沙龙为中秋假期三天，设置三场主题论坛、六场人文沙龙、六场创意演讲、两场露天民谣演出，并邀请了两岸三地近四十位最活跃的文化、思想、教育、艺术、设计界达人，为京城内外更多的观众带来一份美味过瘾的思想大餐。

 

　　提问：这一次会我非常兴奋，五年前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我看到有一批学生能够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我们学校的大四留学生，四年前在新疆的和田市我们的学生去支教，那里的队长是我们大四的学生，三年前也是我们的学生去组建并且完成数学之门、外文欣赏，甚至各种有类似活动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在致力于素质教育，这些课程没有一样是跟我们的书本有关系的，全部都是人文、地理、自然，甚至包括人文学科的东西非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处于教育落后偏远的地区，我们是否在教育公平这一块，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教育权这一块做出更多的努力？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不完全是靠个人和学生的力量能改变的，确实是一个宏观的教育制度问题。

 

　　观众：三位老师下午好，我也是今年刚刚高考完的考生，现在各个地区的考生都有，我现在是北京大学一年级新生，顺着刚刚所说的教育公平问题继续说，即使在北京教育资源非常集中的地区，依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我的高中应该是素质教育很发达的高中，但是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大家走的路永远都是一条路，我现在要上*4的幼儿园，我能预知我一生的路是什么样，我即将上*4的初中，即将上*4的高中，即将学*4的专业，好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相同的路，但是就我自己来讲，受教育者而言，我觉得*4的教育是让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的教育，做*4的自己，挖掘自己的前途，真正实现自己的各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5的问题是扼杀了这种可能性。有一些很想成为钢琴家的同学，他们没有办法抛弃自己的学业真正实现自己的非常珍贵的天赋。我认为固然体制是非常重要的造成现在恶果的情况，但是体制是人制造出来的，它本身并没有生命，要想改变体制首先要改变人，要想改变人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就像理想国标语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我们埋怨体制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不走出体制。

 

　　提问：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台上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是北师大大一的新生，我想就教育现状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提教师问题，北师大是最早实行招生免费师范生的高校，2011年*9届免费师范生毕业了，虽然我本人不是免费师范生，但是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同学，那些免费师范生们毕业之后，有一些人违约，他们交违约金之后选择出国或者考研，没有履行自己当教师的承诺。现在有很多的师范生没有当教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上对教师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与这种需求量巨大形成另外一个对比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解决不了教师的编制问题，我的问题是，重重的矛盾之下，这种教师体制的不完整之下，我们的教师的机制没有完善，我们谈何教育的改变、教育的公平，甚至是教育模式的改变？请梁老师回答。

 

　　杨东平：我们在座很多人的发言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制度不改变，我们谈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的确，毫无疑问，制度的改变主要是由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个改革国家也在做，规划纲要制定以后现在也还在这方面的实验，还在逐步的做。但是这种改革，我跟大家一样，非常希望有一天自上而下整体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种改革往往是难以期待的，也就是说日常的教育生活还是一步一步面对的。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一下，当我们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或者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

 

　　提问：各位都是新教育团队的，你们应该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间隔年”，现在有一部分大学生或者白领，他们工作或者在学徒中放弃学业或者暂停学业去打工，去体验生活，对于这种现象你们怎么看待的？

 

　　杨东平：这肯定是好现象，一个学生有权选择什么样的学习方式，这应该是很好的模式，在国外非常通行的。

 

　　提问：仅仅是好现象吗？对学生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讲，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好现象吗？

 

　　梁晓燕：你这个问题是说一个人作为人生规划，规划哪里？他是自己知道了他要什么吗？他要什么是别人告诉他的吗？还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这个体会需要不需要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条件？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刚才讲到立人图书馆，立人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志愿者，赫飞飞，他是北京大学的硕士，但是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他退学了，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一路考试考进北大，读完书又读硕士。为什么读硕士？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想象不出除了读书还能干什么？但是就在一次立人图书馆到北大做宣讲的时候，他去听了，听了以后他到立人其中一个图书馆做志愿者，他突然感受到内心的触动，他跟我交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接触这件事情之前，我的自我完全没有，我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家长希望我读好书，周围人知道我能读好书，我读上北大，大家都觉得我很棒，可是我自己很茫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了自己寻路的过程，其实我们说做公益也好，干别的也好，这个不重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机会让自己去尝试我到底能干什么，什么是我内心最想要的东西。而这一点，有的时候在课堂里通过老师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其实那个东西的有效性有限，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你还没有被打动的，你的心没有敞开，在这个时候机会是重要的，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

 

　　杨东平：教育真正的价值或者目标就是自我发现，然后自我实现，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自我发现，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自己最擅长什么。

 

　　提问：我来自于南开大学大四学生，这一次一方面听讲座，另一方面调查北京前一段拆迁农民工子弟小学事情。刚才三位老师提到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的事情，这个事让我挺难过的，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从农村开始，但最后模式定型在伤害农村。当教育实验在农村获得成功，它的经验在城市提炼，并且应用在城市教育的时候，城市教育原有本身的优势，再加上好的教育方法，对于农村教育会不会产生压倒性优势？这次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迁，民工子弟他们的教育将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朱永新：的确中国的教育是脱离农村的教育，很多学校里面挂着一双草鞋，一双皮鞋，老师跟大家说，你们好好学就穿皮鞋，不好好学就穿草鞋，所以农村学校的孩子就为了能穿皮鞋。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时候，在一开始就不是很均等，应该首先彻底改变农村的政治、文化、社会的生态，让那里同样也能够过上比较正常的文化生活，能够和城里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没有现在那么大，这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资源不会往你这找，整个农村教育的品质是不够的，而且越来越拉大差距的现象，这是下一步教育资源配置中要做更加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杨东平：教育公平问题，包括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农村教育出路，留守儿童，这些问题非常具体，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清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是本科三年级学生，刚才梁老师谈到现在的大学生对学校里面的生活比较失望，比较苦闷，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已经失望到极点，我觉得已经没办法忍受，所以今年过年我选择休学，暂时退出学校这个大的环境去尝试新的道路，我要看有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道路出来。我想问老师的是，像我这种心态的学生，有没有好的指导意见？我的这种失落，从理想方面来说，大学已经没有办法给我精神上的满足，从现实方面来说没有办法让我接受它的教育以后获得什么样的工作，对它的失望已经达到极点，没有办法再忍受了。

 

　　梁晓燕：我很高兴你还是一个有自我的人，你发现自己的痛苦，而且会面对自己的痛苦。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休学，休学以后你要做的，我给你一个建议，最最重要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在人生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最迷茫的阶段，精神的成长是需要契机的，这些契机跟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机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在你自己能够看到的你要去寻找你的同道，而这个同道也许在你生活的周围，也许在互联网上，也许在比较遥远的地方，也许就在我们这个场合里面，这都可能。我们和同道们互相激励当中，我们会真正确认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在我们并不确认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内心真正追求的东西是什么，需要有一个过程去确认，这个确认的过程需要有同道跟你一起走。

 

　　杨东平：自我发现、自我认识是教育最根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