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股份制改革以来历经坎坷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行),终于走到了上市的关键时刻。尽管它的掌舵者——董事长肖钢2012年5月18日“愉快和轻松” 地宣称“中行上市天时地利人和”,业界与投资人士仍然认为,中行IPO创造了内地国有控股银行在香港的一个新的“资本神话”。
  有人戏称,中行多达25万本的招股说明书叠起来有19幢香港中银大厦那么高。中行董事长肖钢带领全球路演队伍已超过了建行董事长郭树清2011年创下的纪录。
  尽管谁也没有捅破,但中行和建行间却不可否认地一直在暗地里你争我夺,这种竞争关系在两家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之后变得更加激烈。实际上,在建设银行确定年内上市目标之后,中国银行也通过提速内部改革来加快冲刺IPO,掌控这一步骤的正是2003年低调地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调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行长的肖钢。
  在那之前肖钢已经在央行工作了20余年,36岁时,肖钢就成了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可以说,在2003年底开始的股改中,直到7月中旬,早早选定上市顾问的建行仍是一路[*{9}*],一度被人们认定为“那个幸运的占得先机者”。但是这一切,随着中银8月26日的率先挂牌,重新洗牌。一般而言,股份有限公司的挂牌成立只是股改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要最终上市,还须通过上市辅导期、证监会审核等多道关卡。中银怎么能够抢先几步,从国际基金经理手中分得头杯羹?
  肖钢上任之初,业界并没有把他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密切地联系起来,而只是揣测,银监会分立后,央行新行长周小川必定会在货币政策方面大展宏图。
  然而就在肖钢低调上任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央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乃至中行本身都出现了重大人事调整,国有商业银行*5强度的一次改革轰轰烈烈地启动了。作为中国*2国际特色的商业银行和亚洲历史颇为悠久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肩负着特殊使命,遭遇难得的历史机遇。回头来看,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向和中行成立股份公司的前一年,肖钢调任中行行长分明做了这次重大改革的先遣兵。
  对于这次被专家们称为背水一战的改革,肖钢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已经多年,但这次股份制改革是一次全新的实践、一场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在产权制度上、公司治理结构上,还是在内部机制上,都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
 
  泥潭与贱卖之争
  2004年夏天,伴随中行股份公司的诞生,各界的质疑声不绝于耳。这些早期的质疑主要源自2003年底中行和建行同时获得225亿美元的注资。
  外界之所以担心225亿美元注资难见改革效果,是鉴于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对四大银行补充资本金,当它们的资本充足率基本达到8%之后,有些银行出于增大分母、稀释不良贷款比率的动机狂发贷款,导致资本充足率又很快下降。
  随后的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信达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这在当时被称为 “最后的晚餐”。余悸犹存,中行分到的225亿美元折合1863.9亿元人民币成为新挂牌股份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中行吃掉了五年前的所有,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那么谁又能保证同样的一幕不会重演呢?
  对此,肖钢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就是“以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来制约资产业务的发展;实行不良贷款的实际拨备制;新增公司贷款原则上从二级分行的授权集中审批上收到省分行和总行两级来集中评审”。由于银监会对上市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方面均有要求,中行2年后的上市证明肖钢还算落实了自己的想法。
  但中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却一波三折、疑云不断,一直拖到股份公司成立一年后,首家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才浮出水面,其后的3家又在几个月后才得以曝光。紧接着,由建行出售给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股份价格低于公开发行价引发的国有银行“贱卖”论也波及到中行。事实上,中行卖给战略投资者的股份价格也只有1.1港元左右,与最终的发行价相差倍余。
  肖钢并不认为这是“贱卖”,在他看来,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发行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两个环节,两种情况很难直接比较。考虑战略投资者所带来的无形资产价值,一般其认购价格都要低于上市股价。言外之意,如果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上市才会被“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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