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邦商品流通的状况看，60年代，萨克森王国2/3的谷物来自普鲁士，南德诸邦所需的生铁、石煤等工业原料也主要由普鲁士提供。尽管有普鲁士和萨克森工业的竞争，但南德的工业品仍因关税同盟扩大了市场，在美因兹以北找到了销售机会。超越邦界的劳动分工在关税同盟区域内也得到发展，除了重新恢复老的合作关系外，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合作企业。例如萨克森企业家在巴伐利亚的霍夫地区投资设厂从事纺织业生产，而巴伐利亚的织工同样也在毗邻的萨克森染坊中从事劳动，目的都是想利用对方低廉的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邦国之间的这种劳动分工在莱茵—美因地区尤为突出。蒸蒸日上的铁路建设对资本的需求急剧扩大，而传统的信贷方式已无法满足。因此从50年代以来，关税同盟内各邦之间加强了金融的互相渗透。普鲁士银行家梅维森、奥本海姆等先后在邻国建立新的商业银行，而1853年成立的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则是由科隆的大资本投资建立的，它为关税同盟区内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险和抵押行业和金融信贷业一样，也在邦国间加强流动。

 

　　关税同盟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相互运动。随着同盟区域的进一步扩大，1836年巴登、拿骚、法兰克福加入关税同盟，1842年又有不伦瑞克参加。到1851年德国关税同盟已包括454,109 平方公里，2900多万人口。小德意志经济区域逐步形成。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民族层次的政治和社会也加快了组合进程。一个民族统一国家的未来前景已经粲然若现。

 

　　德意志的民族问题是在普鲁士[*{a}*]下，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是普鲁士的预谋。以特赖施克为代表的普鲁士历史学派神话化关税同盟，将它视为普鲁士君主和杰出政治家精心铺垫的“*9块通往帝国的奠基石”，这种说法有悖于实情。事实是，关税同盟并非普鲁士一邦的杰作，而是各邦官员、市民乃至君主共同推动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普鲁士在德国拥有特殊地位，推动并为关税同盟打下了烙印。在后来的发展中，它逐步担当起指导德国经济政策的任务，并成为德国未来政治的[*{a}*]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