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五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快速崛起，让人们对甚麽是制度优势有了新的认识。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急需改变靠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模式，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在再度启动改革时将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由粗放式经营转为效率驱动。只有当中国企业能够确实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时，降低投资率才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植根於中国经济生活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彼此关联，交互作用，将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可能出现四种场景。
 
　　投资收益决定经济增速
 
　　其一，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处於比较高的水平。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能维持高速增长，但这种场景出现的概率极低。
 
　　其二，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能够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经济将不再需要维持一个相当於GDP40%的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提升使得经济的整体增长的质量得以改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大大提高，这种场景与我们常说的「新常态」是一致的。
 
　　其三，投资率降低，但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这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坏的一种可能性，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效率低下的方式低速增长，中国将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其四，维持现状。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见改善，但通过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维持很高的投资率，以此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这种状态也将很难持续，因为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对原材料、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的过度需求在未来将更难得到满足，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也将增加这种模式的脆弱性。
 
　　创业热潮提升投资效率
 
　　虽然一系列结构性的挑战使得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经济生活中正面的、有利於提升中国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正在涌现，中国每年毕业700万大学生，很快，中国将拥有逾一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口，历史上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高知识群体，他们已经开始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潜能。
 
　　并且，互联网精神及技术所带来的创业创新热潮，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利於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化将进一步优化资源的配置；通过混合制等方式深化国企改革也将有助於改变其只重规模，不重投资效率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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