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起:一个朝代的更迭必然面临除旧布新。然而,在清理旧有思想的同时我们也曾放弃过会计所蕴含的合理内核,那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百多年的会计结晶。
新中国成立伊始,1950年1月和3月,着名的民主人士 章乃器先生在上海《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应用自己的会计簿记原理记账》、《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会计界发生思想的萌动?我想这充分说明了会计服务经济社会的特性,会计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
在当时经济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下,章乃器先生主张首先要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会计记账方法,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外来的借贷记账法就不是民族的、大众的,也不够科学。
这种说法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也有很多人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两种观点并存:一个是新的、西方的,一个是旧的、中国的,究竟哪个好?见仁见智。后来争论被搁置了,不过,我们看到建国初期,会计界除旧布新的*8举动便是“讨伐”西方会计记账方法。
1951年以后,我国全面引入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这种“引入”首先是通过翻译大量教材并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其中马卡洛夫的《簿记核算原理》影响颇大,甚至于奠定了后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会计学的思想基础。这本书认为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本质不同,并提出了阶级性是会计的一个显着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的邢中江和黄守宸两位教授发表《怎样建立新中国的会计基础》一文指出,旧中国的会计完全是模仿和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有很多区别,社会主义会计的定位,是为国家预算做服务的,体现在会计方法、目标、资金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他们的思想上体现了建国初期我国会计界的主流思潮,与苏联专家是完全趋同的。
当时的中国会计界有一种“终于将西方那一套东西扔一边了”的解脱,所以建国初期,我国会计学发展的特征可以用三个动词概括:一个是“扔”——扔掉西方的;一个是“贴”——贴近苏联的;一个是“传”——传承我们原有的会计方法,使之成为“民族的、大众的”,而阶级性的讨论则贯穿其中。
“大跃进”“文革”时期(1958年-1976年):大力简化 ,意识形态至上
中国会计报:这种非常时期我国的会计学发展又呈怎样的变化?
张连起:或许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看出会计的嬗变,非常时期产生非常会计思想。
我收集了一部分大跃进时期的会计类杂志和书籍。那时候的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天当一百天”,“赶英超美”。这种思想必然要在会计学的发展上投射出影子,那就是简化会计。
会计要怎样跃进呢?首先是破除迷信。1958年《工业会计》的一篇社论指出,会计人员的迷信是很深、很多的,迷信外国、迷信书本、迷信制度、迷信专家,这种迷信一定要破除,才能解放思想。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当时的破除并不是建立在对会计学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之上的,而是盲目的破除。当时人们主张核算员只要又红又专,高小毕业——基本上等同于现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水平——就可以当核算员,并被称为“人民的核算员”、“红色核算员”。
其次是大力简化。不光在会计领域,在别的方面也一样,人们主张突破一些旧有的思想观念和旧规则,所以就导致了快速的会计简化。原来财政部规定的报表有十几种,后来就变成了只有一张。科目也由原来最多的一千多个简化为66个,这还只是我查阅文献掌握的数据,当时有的报表中的会计科目可能更少。
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比如“以表代账”、“无账会计”,只要表单车间可以用,群众核算可以用,就是革命的会计。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鼓励工人参与财务核算,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色。
中国会计报:“文革”时期的情况怎么样?
张连起:文革时期,某些会计人员被认为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典型,被下放劳动。会计工作我了解的很多事情就是“混乱”和“瘫痪”。 那时候“利润”这个词基本上不能提,成本管理、费用管理倒可以提,叫节约。与之对应,会计也有好多语录,比如“为了中国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
其实节约也就有利润,但不能提利润,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是“封”“资”“修”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会计的意识形态至上。
在70年代,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些企业“三不记”:不记利润、不记奖金、不记成本。
从“大跃进”到“文革”,不少企业只有一张表,叫资金平衡表。这张表一边是资产,一边是基金。现在的会计平衡等式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那时是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
例如购入固定资产,现在是用企业拥有的现金直接去买,记一笔“借: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即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打油的钱不能打醋”,购置固定资产相当于财政支出,要专户核算。会计科目记成“借:专用基金——更新改造资金 贷:专项存款”,同时还要做一笔“借:固定资产,贷:固定资产基金”,也就是基金会计。
别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核算制度——计划经济以及“大一统”经济的特点,企业的自主权很小,会计核算是为国家核算。那时会计所能做的,集中在勤俭节约、“节约闹革命”这些宏大命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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