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记者采访了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杨绍信,今次交流,印象至深。杨委员供职的普华永道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全球和中国实力位前。通过访谈,记者发现杨委员的职业生涯与普华永道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有着高度的重合。多年来,杨绍信对普华永道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整理访谈笔记的过程中,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a}*]力的故事,也是一个在重大战略时机到来时作正确抉择的故事……
 
  杨绍信委员的专业生涯是服务会计师职业。在普华永道,他从初级审计师做起,不到20年时间,站到了这个传统上由西方人主掌话语权的金字塔的最顶端处,担任了普华永道全球5人[*{a}*]小组成员、亚太区主席。杨绍信坦言:“我是*9个做到这个位置上的中国人。”杨委员在“中国人”这三个字上用了“重音”表述。提到这个骄人的成绩时,他还说:“我只是有幸把握了国家发展带给我的机会……”
 
  一、看准中国发展的前景
 
  “我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大趋势。内地的市场比香港要大很多,前景十分广阔。”
 
  1992年,在职场上还算是年轻人的杨绍信,首先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要到内地工作。当时,香港回归的大局已定,市场繁荣。相比较而言,中国内地刚刚结束进行了两年的经济环境治理和经济秩序整顿,在国际上,也刚刚走出因东欧剧变带来的大环境变化的低谷,让人感到市场的前景很不确定。那年,中国政府作出决定,允许已在内地设立十余年代表处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与中方同业设立中外合作的事务所。一时间,当时的国际“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先后申请了中外合作的审计机构牌照,而国际“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的员工就成为向内地派驻管理和专业人员的[*{6}*]。杨绍信先生此时面临了要不要去内地[*{d}*]普华永道中国这样一个重大抉择。
 
  当年,杨先生从英伦留学回港,在普华永道国际香港成员所——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而且凭借勤奋和天资,在事务所内已崭露头角。谈起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最初是怎样走进普华永道中国时,杨先生回忆说:“普华永道总部一直是用香港来推动中外合作所这件事,希望香港来做合作的外方代表,但当时没有一个香港合伙人愿意做。那个时候香港发展很好,跑去内地都觉得从做生意角度说是一个亏本的事情。后来美国总部说会派个懂中国的外国人过来,作为合作所的外方代表人。我那个时候的反应就是,这个决策是不对的。在中国推动这样的大事业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做,而且一定是中国人才可以真正理解中国国情,用外国人是不合适的。我1987年至1988年在南京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审计服务,对内地的发展有切身体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很清楚,内地的改革开放是大趋势。内地的市场比香港要大很多,前景十分广阔。所以,我就和香港当时的高级合伙人说,还是我去吧,我去帮你顶两三年,之后你们再派人过来。6月开始考虑人选问题,7月就决定了。”
 
  记者问:“那时有没有顾虑?”
 
  “当然有。”杨先生笑言,“全公司合伙人都说,这下好了,有人去了。意思是,他们不用担心被派去上海常驻了。那时香港业务发展已经很成熟了,而去上海要从打基础做起,相当辛苦。另外,当时合伙人还有一个‘潜规则’共识:业务上很强的合伙人应该留在香港。所以,当知道我要去上海,公司里也有议论,是不是我不行了,我也有些压力。当时有一个外国合伙人,坚决反对我去上海,他的理由是:这么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不留在香港?我们不可以派Silas(杨先生的英文名字)过去,这是浪费人才!那时我还年轻,听到有人这样评价我,十分感动,但也更加坚定了义无反顾去上海闯荡的决心。说起来,我决心到内地来工作还有些个人原因:我爸爸妈妈是上海人,我去上海他们会开心,也许这是我的上海情结。我还有一关要过,就是要安顿在上海的生活。那是我人生*9次去上海,当时我还没结婚,我就对女朋友说:我要去内地了。我是会计师,讲究真实,看到的东西才是真的。所以你跟我去,我们就结婚,你不跟我去,我就只能以后找个另外的人了。好在她选择了我,选择了去上海。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到上海是1993年的1月2日。那天,我与新婚妻子回到了我父母少年时期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这一抉择,影响了杨绍信一生的职业生涯,也为普华永道在中国的发展增添了带有杨绍信个人印记的色彩。
 
  杨绍信说,在代表处时期,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的业务重点是为自己的全球客户在华投资企业做延伸服务。转为合作所后,由于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已经创立,发行了B股,而且有些企业被批准到香港发行H股,还有些企业到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市场上市,会计师事务所要为企业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5的本业因此才在中国内地这个巨大的市场迅速发展起来。
 
  二、人才培养是服务行业的核心战略
 
  “我们刚进驻内地时的目标是把国际的跨国公司带进中国市场,但作为中国人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帮助中国的公司走出去,怎么利用国外的资本市场来发展国内的公司。”
 
  与杨先生交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人才的重视。他的基本思路是:会计师行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人才,因此能否把企业做好,取决于能否*5限度地集聚*3秀的人才,而能否集聚*3秀的人才,不是简单地取决于薪酬,而是能否把握住你所立足市场的发展趋势的脉络。在发展中培养人才,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也就是创造更多的合伙人岗位。
 
  记者问: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主要在于人力成本,如果一个事务所不计成本地请人,势必会令自己在与同业争取客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怎样使得一个事务所既能*5限度地延揽到优秀的人才、同时又能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呢?
 
  杨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谈了他自己的经历。听着他的讲述,循着他的思路,记者从中找到了以下答案:
 
  1.必须尊重本地市场的优秀人才。
 
  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对内地经济成长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十分吃香,相当多的港人不乏优越感。但杨绍信则不同,他平等待人,从内心里尊重与他打交道的内地同事。他的深谋远虑和战略思考的落脚点就是他在内地启动的人才培养计划。从那时起,普华永道就开始了培养中国本土合伙人的工作。他在关注公司日常业务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观察哪些年轻人有潜力,哪些具有培养前途。他从不看这些年轻人的出身背景,*10看重的是这些人的职业操守和认知能力。也因为如此,普华永道从2002年起就开始晋升完成了普华永道每个职业阶梯培训计划的中国本土合伙人。最早加盟普华永道合伙人行列的内地专业人士,都是杨先生早年刻意培养的青年学子,用普华永道合伙人的话说,他们都是杨先生带出来的徒弟。
 
  “我在上海时就感觉到,内地的人才很多,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敢发问、很好奇、很想学、很努力、有上进心。我们会计师事务所是做服务行业的,只有*4的人才才能提供*4的服务,才有机会把我们的公司做到*4。”杨先生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像在展示一幕幕镜头,“而最让我兴奋的是,我们在内地可以聘请到*3秀的人才。我定下一个原则,我们在内地招聘,要找脑筋*4的学生,不一定非要什么财经大学里面过来的。当时我了解到,在上海复旦和交大最有名,同济是理工院校,那里一定有脑筋很好的学生,我们就去他们的校园招聘。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合伙人是从复旦、交大和同济出来的校友。”
 
  2.本土化就是中国的市场要由中国合伙人来服务。
 
  “中国的市场这么大,中国企业又十分复杂,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和市场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外国人来搞不透,而且成本太高”,杨先生如是说来,“所以,必须要由懂得国际会计准则的中国人来做。香港人是中国人,在专业培训和经验上先内地一步,开始是香港人来做。长远看,要培养内地的优秀人才。我当时讲,我们‘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拼搏,谁*9家把我们的业务本土化,谁就是赢家。怎样去定义本土化?当时我的定义是谁能够*9个把一个本地人培养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谁就是最快的本土化公司。当然,一个人不够,我们需要很多人。落实本土化就是把我们招聘的员工留下来,把他们培养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人才梯队培养机制。我觉得这是我们来内地发展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上的原因。”
 
  杨绍信从到上海开始,便不断选送在身边工作的青年学子到海外实习,让他们熟悉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熟悉普华永道全球的风险控制方法。有些青年人还不止一次地到不同国家去交换工作。这些员工回来后都在不同专业岗位承担了业务带头人的角色。
 
  3.看准成长性行业,在人才上做好准备。
 
  普华永道与中国的金融改革有着深厚的渊源。1993年9月15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元在人民大会堂宣布,经过招投标,聘任普华永道为人民银行会计改革和稽核系统改革的特别顾问,项目资金来自世界银行的技术援助贷款。这个项目历时3年,同时,普华永道还为中国银行业做了五级贷款分类的咨询顾问。这些工作,使中国金融业的会计体系在保留自己特点的同时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做了衔接,也使中国银行业的会计科目从此成为国际组织和全球同业都能基本理解的内容,对扩大对外开放和随后而进行的我国国企改革、金融机构改革作了重要的技术准备。项目在北京启动不久,杨绍信在上海就开始为未来考虑培养人才了。杨先生说:“金融行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行业,我们在这个行业不能没有人才储备。1994年,我就安排专人去美国学习金融审计。”果然,当在8年后的2002年,内地开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重组、上市进程时,杨绍信早年精心布局培养的金融人才就发挥了担纲的作用。
 
  杨绍信先生说:“如果要在内地发展,我们就一定要找本地人来管理,要本地人来做[*{a}*]。本地的人才培养体现在:把*4的人才招进公司,有一套完善的发展人才计划,把尖端的人才送到国外去参加培训。我们的目标是把国际的跨国公司带进中国市场,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帮助中国的公司走出去,怎么利用国外的资本市场来发展国内的公司。在这一点上,行业经验和国际视野是很重要的。其他先进国家的产业如何发展、资本市场怎么运作,我们怎么样服务中国未来的跨国公司,这是我们发展本地人才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每一年,我们都会送很多员工到世界各地去,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那里有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能让他们得到锻炼和提高,让他们成为具有行业实务经验的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训练的时间有1年、2年,甚至3年。现在,普华永道中国本地[*{a}*]人基本都有过到国外工作和学习的经历。”
 
  杨绍信认为:未来有些行业在内地是很有前景的,比如清洁能源、食品安全、医疗服务。普华永道现在就要有人熟悉这些行业,在人才上做准备。
 
  与杨先生访谈,记者领悟了普华永道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把业务做强做大,并且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综合评比中连续12年排名占得鳌头,真正的原因是人才质量和人才培养在全行业中的优先和[*{9}*]。
 
  小编寄语: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人。阻挡你前进的不是高山大海,而往往是自己鞋底一粒小小地沙粒。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