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接受新浪财经[*{7}*]专访时指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取决于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制度，而延迟退休政策应该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教育。
　　“在其他发达国家，当你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的时候，六十岁的人再干两年三年至少从受教育程度上是可行的，他们可以学新的技术，可以继续工作。但在中国，六十岁的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学技术的能力也差很多，因此企业往往可能不会要这些人，可能把他们放在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地位上。”蔡昉指出。
　　“放开二胎”应有配套政策
　　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多大？这是放开“放开二胎”政策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蔡昉给出的答案是：“取决于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制度。”
　　他解释说，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其实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指标的放开，应该是从医疗、生殖健康、教育，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调整，出台的是一个一揽子的政策，既是允许生二孩的，又是鼓励人们生二孩的，让其生育的成本有显著的下降。
　　蔡昉提到的这些一揽子政策包括：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都能够有利于鼓励二胎，既有激励机制，让大家努力工作，同时又能够越来越均等化，显著地降低收入差距。
　　二是社会保障均等化，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不同的就业类型之间，都越来越享受覆盖面全面的、一致的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也敢于按照政策来生孩子。
　　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当义务教育达到比较充分的覆盖率时，应该把义务教育向学前和高中阶段去扩展，显著提高全民的受教育程度，真正惠及于普通的居民和中低收入者。
　　延迟退休需要先发展教育
　　延迟退休是发达国家解决养老金缺口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在中国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此，蔡昉解释说：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5的不同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了，但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均收入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教育。
　　“我们新一代的劳动者，新成长的劳动力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快退休年龄的这部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是很低的，这和发达国家有显著的不同。”蔡昉指出。
　　在其他发达国家，当你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的时候，六十岁的人再干两年三年至少从受教育程度上是可行的，他们可以学新的技术，可以继续工作。但在中国，六十岁的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学技术的能力也差很多，因此企业往往可能不会要这些人，可能把他们放在比较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地位上。
　　“因此说我们最终要走延迟退休这条路，但是现在又很艰难，所以你要创造条件，条件就是说*9让未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越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你必须发展教育。” （新浪财经 江艾欣 元平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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