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从金融体系的角度看，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加剧；二是委托贷款风险的累积；三是流动性风险加重。
 
　　在委托贷款的潜在风险加速累积方面，2010年以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影子银行”开始大行其道。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在进行规范治理，但在实践中，“影子银行”的运作创新此起彼伏，相关风险并未得到根治。一个突出现象是，委托贷款一跃成为“影子银行”的新主角。2011年，委托贷款累计新增1.3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48%；2013年累计新增2.55万亿元，同比增长97%；2014年委托贷款的累计发放额2.51万亿元，与2013年大体持平。从月度来看，2014年12月的新增委贷为历史*6，达到4582亿元，占社会融资总量规模的27.11%，而当月新增的人民币贷款才6960亿元。
 
　　在实体经济低迷、融资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委托贷款逆势扩张显然脱离了正常的方向，也加重了“融资贵”问题，这成为“影子银行”盛行的重要途径。委贷的爆发式增长导致了银行风险的过度积累，这些风险游离于监管之外，没有得到恰当的管理，风险隐患极大。也正因如此，中国银监会在今年1月16日下发了《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此举将有助于相关风险的缓解，但效果如何，仍需实践中观察。
 
　　今后一个时期，创新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大有可为，主要措施有四：
 
　　*9，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具体措施既包括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适度放松新增贷款规模管控，引导风险预期扭转，信贷规模、社会融资规模适应经济金融运行需求，也包括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密切关注流动性动向，强化常备便利工具的运用。
 
　　第二，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监管政策，尤其是要加速逆周期的监管创新。在信用风险上升期，加强对风险监管是必要的，但过于严格的监管有可能造成银行风险规避情绪上升，加大实体经济“融资贵、融资难”，而实体企业的融资难将进一步放大实体经济下滑的程度，反过来导致银行信用风险进一步上升，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监管顺周期效应。在逆周期应对中，金融监管部门可根据我国实际，借鉴国际比较成熟的经验，在一些有着重大影响的政策上，保持一定的弹性并进行动态调整。同时，也应考虑下放到地方一级监管部门，以便因地制宜地进行操作。
 
　　第三，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首先，目前各家银行的盈利状况较好，为加大核销不良贷款准备了有利条件，可加大核销的规模；其次，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与财政、税务部门等协调，扩大银行不良贷款核销的自主权及配套的税收政策。此外，公安、法院等司法部门应加大对逃废债及非法民间融资的打击力度，创造有利的维护金融债权、化解不良贷款的法律环境；最后，应加快批量、打包转让不良贷款的步伐，提高不良贷款处置的规模和效率。
 
　　第四，进一步完善风险分担机制。现有的以担保、保险以及互保等方式进行的风险分担，基本都基于市场化运作，尽管能起到一些风险分散作用，但无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信用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这些担保机制大都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应考虑运用财政机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创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风险损失的分担和处置。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转贷基金和风险基金，为企业贷款展期提供便利，或直接分担部分信贷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在部分风险相对突出的地区，地方政府积极介入了不良信贷的催收和处置，为化解地区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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