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合办的金融风险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专门研究机构将金融风险作为研究特色，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风险、金融市场风险、金融产品风险、公司金融风险等领域。成立当天，研究院召开*9届金融风险管理学术研讨会。金融学泰斗、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康霖、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何德旭、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处长刘新民、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史建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朱超等国内着名专家学者围绕金融风险管理问题展开研讨。研讨会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谢太峰主持。

 

　　金融风险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康霖教授指出，当前金融风险正在全球传导，但金融风险如何传导成为世界范围的难题，这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意义重大。就中国当前而言，地方债务负担问题应该引起国家的充分重视，除了要关注已确定的风险，还要防范或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不仅要考察显性风险，还要考察隐性风险。在金融风险研究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认为应跟随时代发展和需要进行创新，不仅着眼于静态还要着眼于动态，不仅着眼于微观更要着眼于宏观来进行研究。他结合*7的研究，提出八个方面的思考。

 

　　1、经济学中解释风险的“两个错位”：期限错位和收益错位。用“两个错位”来解释风险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理论解释力不够，还应该加上人们的心理预期。由此造成银行系统里的“资金池”。这种资金池无法完全消除，但可以淡化和管理。

 

　　2、风险有时空界限。现在没有风险不代表将来没有风险。

 

　　3、风险是不确定的变量，有时很难直观确定其是否存在。

 

　　4、风险是有可容忍度的。风险也同时代表着收益。如果风险在一定层次下是可承受的，那么风险就是可以利用的。所以要研究风险的可容忍度和承受力。可容度决定于资产负债组合和搭配，承受力决定于实力和信誉。中国商业银行往往是有政府信用支撑的。这就需要研究在中国这种条件下金融风险的特殊性。

 

　　5、风险和损失不可等同，已经造成的损失列为风险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如拨备可以提得多，可以用来弥补损失，但不等于不存在风险。

 

　　6、风险是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给谁带来风险给谁带来损失，因此要重点关注风险的传导。

 

　　7、风险的概念要发展要丰富，不仅仅是带来损失的可能性，还应该包括金融持续混乱和人们信用的丧失，风险概念应具有更多外延

 

　　8、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守住底线”在微观层面是不能让头寸短缺，在宏观层面是不能造成金融持续混乱和人们信用的丧失。这也是一种金融监管层面的创新。

 

　　何德旭研究员认为，目前国家经济政策高度关注金融风险，这为研究院提供了很多研究课题，有助于将研究院打造成服务性平台、创新性平台和开放性平台，从金融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国家金融决策、研究方法创新、创造性开展工作等方面发展成为为全社会做贡献的研究院，充分发挥风险控制的作用和意义。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基地，开展迎合现实迫切需求的学术研究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金融风险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当前我国金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和发展成为主题，尤其是在我国金融与世界金融接轨的过程中，内部和外部风险加剧，如何防范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希望金融风险研究院能够充分调动校内外的资源，成为金融风险研究的重要基地和平台。

 

　　赵锡军教授认为，罗伯特·莫顿提到了金融的六个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风险的配置，所以对金融风险的研究是金融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金融资源需进行跨时间跨空间配置，同时也有对于不确定性的配置，这就是所谓的风险配置。传统的思路是从不同的主体可以承担不同的风险，也就是个体的风险偏好不一样，通过金融机制把不同风险资产配置给不同风险偏好的主体身上，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这样就把金融风险研究集中于个体身上，看金融个体参与者有多大的风险忍受能力，风险偏好程度如何，然后设计合适的产品出来，金融机构再考虑如何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但是当个体风险偏好趋于一致时，金融机构的业务、市场、客户都趋于同质的时候，就可能引发群体风险和系统风险，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这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来把风险配置这一金融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从整体的、系统的、全局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个体风险向群体风险演化的底线是什么，在什么阶段将其控制住使其不超过这个底线，怎样进行防控，应该纳入研究的视野。另一个方面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问题，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循环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一直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金融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的是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这中间是不包含不确定性的，研究的是价值的实现问题。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到了上世纪60年代，卢卡斯提出商品可能存在的不同状态，但也没有完全把金融纳入进来。现代经济的运行除了实体经济的运行，还存在着金融的运行，从金融学的发展角度看，直到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提出金融领域里的不确定性以后，才从统计学的角度提到风险的测度问题，但这也没有跟实体经济产生直接关联。长期以来经济研究和金融的研究处于两条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一直没有理清楚，后来随着理论的发展，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有了一些交叉，把风险的不确定性纳入一般均衡模型来进行研究，形成了所谓的金融经济学，但还是很不成熟，理论尚未完全解释清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丁志杰教授探讨了国际金融风险问题，分析了全球主要国家资产负债情况，从资产负债的角度阐述了国际债务风险问题。他提出美元霸权或所谓的美元“货币殖民”给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给我国带来了金融风险。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各国偏好持有低收益的美元，而美国在国外的投资资产却是高收益的，这样形成了一个循环，美国用其他国家低成本的资本去海外投资获得了高收益。他指出，目前美国对外资产207601亿美元，对外负债251763亿美元，这其中大多数负债是主动性负债，而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收益。表面上看美国是世界上*5的债务国，我国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但是美国可能是事实上的债权国，因为美国投资收益一直是正的，1986年到2012年累计投资净收益是1.68万亿美元。美国这些投资收益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国际债务风险需要重新衡量和思考。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美国的“暗物质”。1986年到2012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美国欠外债8.49万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值增加了4.4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1986年每借一美元在今天只需要还0.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债务消失了4万亿美元。这涉及到国际统计里面的一个因素，国际收支只统计当期的交易，比如说去年买的资产今年增值了，这在今年的国际收支里是不反映的，这叫做“存量估值效应”，估值效应给美国带来的收益是4万亿美元。如果美国的投资收益和“暗物质”加起来，美国在1986年到2012年总共获得5.68万亿美元。全球财富向美国转移，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巨大风险，尤其是中国作为债权国，财富大量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这反映出在全球化下我国面临的巨大金融风险，中国对外开放亟须转型。

 

　　史建平教授则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当前针对我国最主要的风险不是简单地来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而是来自结构性问题，来自金融资源的错配。在获取金融方面，企业间差异很大。实际上当前我国大量中小企业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配置，金融资源过多地配置给了国有或大型企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金融资金体内循环。对于某些部门而言，金融的确支持过多，但对于另一部分，又同时存在金融支持不够的问题。对于后者，我国面临的其实不是金融过度，而恰恰是金融不够深化。所以对于金融危机或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要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

 

　　曾刚研究员认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财务数据良好，总资产规模不断增加，但仍然存在不小的潜在风险。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整体利润下滑和贷款需求增长率降低等问题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应引起监管部门的充分重视。金融风险发生于金融体系中相对薄弱的部门，在美国是个人部门，而在中国未来风险来源更可能是企业部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朱超教授运用世界190个国家过去60年的面板数据及21世纪的预测数据，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背后的人口结构变迁的决定作用，并预测21世纪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可能趋势。从全球范围来看，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关系得到支持。对应着各国人口结构的阶梯性变动，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总体上呈现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的局面。从梯队来看，继上世纪中叶以来，*9梯队美国、欧洲，第二梯队日本、中国、东南亚，第三梯队中亚、南亚、西亚、非洲依次向世界输出资本。由于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我国可能在2030年左右开始出现系统性的经常账户逆差。针对未来人口结构改变引发的全球资本流动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各国尤其是中国应予以充分重视和防范。

 

　　在此次首届金融风险管理学术研讨会上，其他与会专家学者也围绕以上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与会专家认为，由于一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具有国家信誉作隐性担保，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程度不高，内外部金融风险压力较小，造成我国对于金融风险的研究相对滞后。但随着近年来我国金融与世界接轨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改革，我国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金融创新不断推进，我国金融风险的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全局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这好像悬在我国经济发展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深入研究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金融风险发生的原因、机制和解决办法等问题，探索和完善金融风险理论基础，对于指导我国有效地应对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意义重大。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风险研究院这一研究平台的构建，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风险研究水平的提升。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