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存款负利息的时代应该结束了。高存贷利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国有资本垄断金融体系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歧视民间资本和民间利益的时代应该结束了。金融资源流动高度管制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在今年上半年，在通胀压力增大的时候，央行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公开市场的净回笼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控制流动性扩张，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升，从而有效管理通胀预期。但中国经济对这种流动性控制体现出不适应的症状。日前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0年第二季度例会指出，下半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在通胀压力回落的6月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已转为净投放。中国的货币政策今后该何去何从？是否应该加息？各方争论颇多。针对这些热点问题，本报[*{7}*]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戴金平教授。

 

　　巨大流动性来自五大方面

 

　　戴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对中国当前货币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戴金平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今年前5个月的操作中已经走向适度收紧了，采取的是数量型的调控。而数量调控的结果已经体现在资金市场的价格上。民间融资的利率也出现了上升趋势。而国有经济体中却出现结构性的流动性充裕，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充裕，资产市场上大量游资涌入，民间资本在结构性调整中被挤出形成游资，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与资金成本上扬同时出现，这就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个矛盾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面对这样一个矛盾，我们央行的货币操作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困境。”

 

　　这些巨大的流动性来自何处？戴金平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9是现在危机以后采取的救援性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导致通货膨胀预期，实际上存款利率是低的，导致了在正规金融机构里面的存款流出，当然相当一部分资金滞留在金融机构里面，这就是官办金融体系所有的结构性流动性过剩。

 

　　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挤出的巨大的产业资本大量向金融资本转移。这两年包括煤炭行业、钢铁行业这些行业的整顿。包括一些出口行业，是在靠低的利润支撑产业，由于我们出口需求下降，同时我们的人力资本提高，使得这些产业几乎不能生存。当然还包括最近这半年以来，国务院提出的抑制产能投资过剩。这些资本出来以后去哪儿？这些资本大量向金融资本转移，形成金融领域中的游资。

 

　　第三是我们通常讲的国际游资，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市场预期，在这种预期下，国际游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游资。

 

　　第四就是我们在危机之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投入的巨量的货币形成投资。

 

　　第五是2008年以来资产的大幅度上扬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形成巨大的游资。所以我们看到的流动性过剩热钱涌动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要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多投资渠道

 

　　戴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时指出，虽然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依然存在，但目前实体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2008年10月份以后采取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2009年的经济增长，增长结构是靠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带动的，从几架马车看出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扬，消费又起不来，所以2009年的经济增长固化了原有的经济矛盾。因此导致我们的GDP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尤其是依赖和国有相关的和政府投资相关的一些投资。这个时候消费依然不行。2009年的投资带动，把一些本来淘汰的产业又提起来，因此等我们到2010年的时候再看，若干个行业产能又过剩了。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复苏，我国长期以来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新的挑战。同时，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受到严重抑制，新的投资热点尚未形成或者正在形成。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面临巨大的投资资本和热钱冲击的情况下，收紧流动性的需求很大，货币政策从紧势在必行。同时在面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薄弱，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和动力尚未成熟的挑战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宜退出。这种困境形成的原因在于我们金融结构中的金融抑制，即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控制。我们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多的投资渠道。”戴金平说。

 

　　金融抑制造成“民穷国也不富”

 

　　戴金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的金融抑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一是利率管制，即巨大的存贷利差，使社会利益向官办金融机构和政府转移；二是金融业准入管制，使社会资源向金融业转移，借此向国有资本转移；三是银行信贷供给和银行信贷管制，即官办金融主要服务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政府担保性质吸引了几乎全部信贷供给；四是政府金融管制形成巨大的金融管制租，使金融管制强化具有内生动力。

 

　　采访中，戴金平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了金融抑制的结果，即“民穷国也不富”。 在这样一种金融抑制的体系下，资本形成主要依赖于政府和国有经济，民间资本形成是严重不足的，与此同时政府的投资是高度低效的，所以如此低效的投资怎么能带来一个富有的国家呢？此外，我们在不平衡增长模式中出现了大量的暴富群体，这些人的民间资本是极其庞大的，但是没有投资的地方。实际存款负利息使民间资金在官办的金融体系里面是呆不住的。于是形成一个在我们中央宏观调控上很难组织的金融游资。“事实上如果按金融抑制的理论来讲，在一定的时期内金融抑制是可以存在的，比如我们把社会资源向金融机构转移，是为了发展金融体系，是为了形成信贷的良好基础，这都是有必要的，但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金融抑制就一定要消除了。”

 

　　实际存款负利息时代该结束了

 

　　“实际存款负利息的时代应该结束了。高存贷利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国有资本垄断金融体系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歧视民间资本和民间利益的时代应该结束了。金融资源流动高度管制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在戴金平看来，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金融抑制一定要消除，而其根本出路在于金融深化与金融市场化。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与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利率和汇率成为反映资金供求和外汇供求变化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最终使得金融和经济发展可以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状态。

 

　　“金融深化就是要将金融信贷放开，不能只有国有垄断的金融机构才可以做，要让这个市场充满竞争。譬如银行目前仅靠存贷业务生存，如果某一天做存贷业务生存不下去了，银行才会主动去考虑做其他业务，同时进行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创新，而现在这种动力是没有的。虽说金融创新存在于一些小的民间金融机构，但这在整个金融体系里占比相当低，尚且形不成气候。所以我认为，应该允许其他机构去争社会储蓄，从而赋予银行体系更高的竞争，这是最根本的，如果这一点不放开的话，那么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空谈，这是一个牵扯到制度深化与制度原则的问题，更是我们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到了今天进行制度性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依据戴金平的分析，改变金融抑制与加强金融深化是金融创新的前提。

 

　　可以预计，金融深化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最根本影响便在于投资方式与理财产品的多元化，只有当银行体系在高度竞争的驱使下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与研发，同时适度放开民间金融机构的准入，才能从根本上活跃理财市场，改变现阶段投资渠道与理财模式的单一化局面，进而丰富百姓的理财生活，让大家的资金可以找到更多的升值途径。此外，金融深化也为社会上巨大的流动性和游资提供更多的出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将银行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向民间资本开放的话，会大大强化这个领域的竞争，从而为很多民间资本提供了一个“管道”与平台。

　　来源：今晚经济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