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曾与2014年7月15日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形势座谈会，此后还出席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共同主持的工作午餐会，担任过达沃斯论坛、陆家嘴论坛的演讲嘉宾。刘胜军很关注互联网金融，十分注重改革发展。他是如此看待自己的，也是如此要求自己的：“目光犀利，立场鲜明，敢想敢说。因此突破了对改革的常规认识，使人振聋发聩。”

 

　　在《做万里那样的改革促进派》一文中，刘胜军如此写道：

 

　　想要改革，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思想解放

 

　　正确的改革，始于观念的变革。由于受到苏联体制、计划经济、文革的深刻影响，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面对观念的阻力。邓小平1992年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80年代改革的深刻总结。

 

　　作为改革者，不可能什么都明确了再改革。改革注定是冲破规则与束缚的探索，有时甚至要冒违反宪法、政治上路线错误的巨大风险。

 

　　万里担任安徽省委*9书记后，为农民的贫穷而震惊与流泪。他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万里在1981年对翁永曦说，“小翁啊，你讲的那些话，我都听到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许多理论家争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但是老百姓懂好赖，我宁可要让农民吃饱饭的资本主义，也不要让农民饿肚子的社会主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文件留了一条“左”的“大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万里在三个月调查研究后，组织起草了《省委农村工作六条》，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彰显历史勇气与担当，为体制改革冲破了一个缺口。万里说，“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反映说，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

 

　　2、敢于斗争

 

　　改革不可能没有阻力，有阻力就有斗争。1998年，万里在与《交锋》作者之一马立诚谈话时问道：“有没有人整你？”马立诚说，“‘左’的人物骂我，但我还没有挨整。”万里用右手拍了一下沙发扶手，说：“不要怕！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万里是充满斗争勇气的改革旗手。

 

　　在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原大寨党委书记）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陈永贵就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省委六条”开始反击。1978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说：“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一来信和编者按语，立即在安徽农村引起震动。万里没有退缩，他说：“不要管它（《人民日报》）怎么讲，我们该咋办还咋办；《人民日报》是“公共汽车”，谁的话它都可登，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

 

　　万里与左的势力斗争，是冒着巨大风险的。支撑他的勇气的，是他对人民的历史责任、对历史前进方向的坚定信念。

 

　　3、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无论70年代的农村改革，还是延续至今的国企改革，其核心都是要解决一个激励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North）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西方崛起的秘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万里虽然没有深厚的经济学知识，但他有常识、相信常识。当时的一些顺口流把安徽农村改革的经验刻画得入木三分：“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

 

　　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是：现任总理李克强在1976－1978年担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万里的安徽改革在年轻的李克强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2014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说：“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在农村作村干部，那时候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结果呢？到头来就是吃不饱肚子。后来搞承包制，放开搞活，农民自己决定干什么、怎么种，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吾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假以时日，必有成效。”显然，李克强心中的“道”，也就是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应该成为“改革促进派”的信仰。

 

　　4、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改革离不开合理的顶层设计。这意味着政治家要谋划全局、布局改革。邓小平被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是因为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愿景、原则和关键任务，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党和国家[*{a}*]制度的改革》（1980年）、《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

 

　　现代经济是极其复杂的体系，改革过程中也充满着复杂而专业的问题，这对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很高要求。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在这篇在党内外广泛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中，他指出，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a}*]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a}*]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a}*]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民主与法治是科学决策的制度保障。1988年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他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项、336条改革。要真正落实这些改革，必须依靠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一方面，改革设计过程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离开民主决策，就可能导致改革被利益集团绑架、部门利益法制化；另一方面，如今的改革在难度和复杂性上远远超过80年代，必须在改革过程中充分讨论、让专家学者充分参与，才能科学决策，少走弯路。

 

　　解放思想、敢于斗争、科学决策、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谓“改革促进派”。在改革攻坚的今天，学习万里的改革精神，争当改革促进派，才是对万里*4的纪念与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