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同样面临三期叠加

 

　　隆国强表示，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开放来推进工业化的成功道路。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并不意味着可以沿着过去三十多年的老路继续原来的战略。我国对外开放面临一个三期叠加。

 

　　*9，金融危机以后的全球经济调整修复期。这个时期依然没有结束，在未来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时期和2007年以前的繁荣期相比有很多新特点，比如外部需求减速，全球性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竞争越来越激烈，局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也在增加。

 

　　第二，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构造期。全球经济贸易规则一直在演化，目前处于新一轮规则比较密集的构造期。一方面，WTO作为一个多边体系仍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区域贸易平台可能走在多边前面，一些新的贸易规则，可能率先在区域贸易平台上通过谈判形成。比如TPP，它不仅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安排，更在于推动形成一大批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这些规则一旦形成，对所有国家都有两方面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中国也是如此。

 

　　第三，比较优势转换期。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低成本。经过三十年发展后，我们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统计，2012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就达到峰值。劳动力不再增长，同时老龄化压力迅速到来。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上发生的变化更加剧烈。我国每年进入劳动大军的新增劳动力大概在1500万人左右。2000年，我国高考招生人数是108万，剩下的1400多万人可以做蓝领工人。现在一年高考招生700万人，和十多年前相比，新进入劳动大军做蓝领工人的人数，只有一半。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一个新现象，大学生找工作较难。产业工人招工难，工资上涨过快，连续多年以两位数增长。紧张的供需关系带来一些深刻变化，企业开始用机器替代工人，但也引起工人的跳槽过频。

 

　　新变化给转型升级带来新影响

 

　　隆国强认为，对外开放的三期叠加，对中国经济下一步转型升级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是外部需求不足，贸易摩擦加剧，劳动力素质跟不上需求等。机遇是，从内部看，劳动力结构变化。从蓝领工人方面，挑战很大，例如成本的压力，劳动力素质的压力。但是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应该说带来了很多机遇。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能够去从事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包括服务业，包括研发。

 

　　所以，从“引进来”的角度看，比较优势变化带来的是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人才加速向中国流动。从“走出去”的角度看，外部市场也有重大有利机遇。*9个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对发达经济体来说，面临的是基础设施更新，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基础设施兴建。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战略，还是德国的“工业4.0”这样的振兴经济战略，都要求更好的基础设施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高速铁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比如4G，都是基础设施建设热点。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来说，加速工业化、城镇化，更需要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企业有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大规模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的同时，会带动中国的设备出口。中国的发电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移动通讯设备等等，比起以前大量的出口产品，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程度或附加值都要高。因此，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有利于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

 

　　另一个是对外投资领域的机遇。中国从一个对外投资小国、利用外资的大国，现在变成一个既是利用外资大国，也是对外投资大国。2003年，我国对外投资只有28.5亿美元，去年超过1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投什么？从企业角度，动机是多元的。有的是为了开拓市场，有的去买矿山、买油田。最重要的一类，是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渠道。这类并购有利于企业把外部先进的技术、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与中国本土强大的制造能力与综合低成本相结合，进一步增强全产业链竞争力。总之，对外开放的新机遇，不是规模扩张的机遇，而是加快结构升级的机遇。制定新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考虑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

 

　　新常态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新要求

 

　　隆国强表示，理解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首先要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在去年结束的APEC会议上，习主席从三个方面讲到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是中国经济速度从超高速变成中高速。很多人简单理解为降速。实际上，降速放在全球看还是很高的。第二个是结构的转型升级。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及各个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都处在一个结构调整的加速期。第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也就是从过去几十年长期依赖投资、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转向靠创新、质量、品牌等等推动中国新高速经济增长。

 

　　隆国强认为，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结构转型。结构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要求我们回答，下一步的对外开放，如何通过战略调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来服务于结构的升级和增长动力的转换。第二个层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提出的新要求。新常态下为什么讲减速，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有很多追赶型的经济都发生过类似情况。对中国来说，减速背后隐含的是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它的崛起在全球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都会有很大影响。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怎么更好地用好外部市场外部资源来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能相对困难。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同时面临着结构转型升级的任务，除了利用好外部的市场、资源，来推动中国的转型任务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的任务，就是我们怎么能通过对外开放战略调整，对中国发展创造互利共赢的良好外部环境，更好地处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开放战略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也是开放战略的新的目标，这和此前的三十年开放战略主要目标是通过出口创汇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未来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对于“十三五”期间和未来，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新目标和战略重点，隆国强指出，前三十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出口创汇。目前，中国开放战略的新目标有两个。一是适应中国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确保中国和平发展。另一个是利用好外部市场和资源，加速中国结构升级。放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重点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是着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来说，首先要思考，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新一轮规则制定，如何兼顾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利益需求。以前我们更多地是接受现有规则，下一步应充分考虑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变化，引导规则治理。这就要求我们增强这方面能力，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把硬实力转化为对国际治理的贡献。

 

　　二是将服务业开放作为重点，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新一轮利用外资和以前的重大变化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开放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另一个是外资管理体制的变化。正在谈判的中美BIT谈判，我国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这对于我们来说，将给政府行为、管理方式带来很大变化。背后其实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重大变化。

 

　　三是着力推进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来深化和东道国的合作，增强我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打造中国本土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国内的一套体制，包括政府对外投资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怎么从过去偏重于审批、管理，转向服务，转向事中、事后的监管，存在着巨大挑战。从企业角度来看，怎么能增强在全球运作的能力，包括全球战略制定的能力，包括全球人才，内部管理体制，包括怎么能够在国际社会遵守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文化，都有很多新要求。

 

　　隆国强认为，实现对外开放新战略，关键要有相应制度安排。我们称之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它不是为了体制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实现新战略而制度改革，体制创新是“抓手”，是手段。所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紧紧围绕开放战略新目标和新重点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