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速迅速下滑，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在减速，竞争在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但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么多年支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因素——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尽管这些年政府和企业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尽量保持、增强我们传统企业、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要想让中国重新在全球开展竞争，关键还是要实现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升级，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其实，虽然我们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并不是从此没有出路。恰恰相反，原来支撑我们低成本竞争的优势在削弱，但支撑我们升级的优势也在逐步显现，例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人口红利从数量红利转变成了质量红利或人才红利。
 
　　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的战略机遇，大有可为。中国这么多年形成的发展基础，完整的制造业、服务业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再加上国内巨大的市场，都是下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做过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是全世界*10一个同时兼有国内大市场和低成本优势的国家。发达国家它的国内市场有的也很大，美国、日本都是大经济体,但是它的成本比较高的，尽管在某些行业上有它的优势，否则它的国家没法在世界立足，但是总体来看它的成本很高。很多发展中国家成本很低，但是国内市场不足。中国正好是在大市场和低成本兼有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巨大的优势。
 
　　正是在这个优势下，我们看到在引进来方面有了很多新的机遇，跨国公司在加速把它的高端产业活动向中国转移。其原因就在于，*9它要开拓中国的市场，第二它要利用中国低成本的研发人力资源。
 
　　同时，我们还看到高水平的人才也加速向中国汇聚。一个中国特有的指标——留学归国人员，2004年一年回国人员是2万多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8年增到了5万人，到2013年的时候增加到了34.5万人。这个指标非常有说服力。国内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发挥自己潜能的巨大舞台，吸引这些高端人才回国。
 
　　另外，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也出现了难得的机遇，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低成本并购和整合开拓国际的新兴市场提供了机会。很多企业通过在欧洲的并购，获得了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的渠道，对于这些企业提升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上的地位，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提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不是简单一句话，它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努力。其中，政府在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中全会讲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很多人一说起来往往强调前半句话，忽略了后半句。我们千万不能片面地理解三中全会精神。在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升级里，政府的战略引导，政府营造环境，政府必要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和扶持都会发生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大力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结合“一带一路”的规划和倡议，我们需要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把新兴市场作为我们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特别是制成品出口的主要市场。这样一来，一方面能够提升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另外一方面也能切切实实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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