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备受关注的原因和美国的主要考量

 

　　中国发展观察：我们知道，TPP最早是在2005年由新西兰等四个国家发起的，2008年美国加入谈判。应该说，TPP不是一个新事物，为什么达成协议后会在我们国内引起这么高的关注？

 

　　隆国强：对TPP的关注，并不限于中国人，国际社会都很关心。世界上的自贸安排有数百个，TPP只是*7谈成的一个，人们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它大，参加TPP谈判的成员国有12个，GDP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世界*9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都在其中，在空间上跨越太平洋。现在世界上的自贸区（FTA）谈判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超大型自贸区（Mega-FTA），像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由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10+6”自由贸易谈判）、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也都是超大型的，但TPP是这些超大型自贸区安排中*9个结束谈判的。

 

　　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就是TPP被认为代表了未来经贸规则的走向。在TPP协定里，引入了许多无论是多边贸易安排（WTO）还是其他FTA里都不涉及的题目。并且，以美国的地位——就像奥巴马说的，美国要[*{c}*]新一轮世界经贸规则的制定，TPP不会停留在仅仅限于目前的12个成员国，未来还会扩容，而且一定会主动地向其他自贸区、向多边经贸组织来推广这些规则。这是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它的更重要原因。

 

　　当前TPP对中国的*5影响是在意识层面，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加紧应对

 

　　中国发展观察：那么，TPP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隆国强：TPP对区外的影响很复杂。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从经贸层面上看，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作为成员国，可以享受到贸易创造效应；非成员国则会受到贸易转移的伤害。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的影响。美国在TPP率先推动的这些新的经贸规则，短期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实际上，中国面对TPP，并不是全然没有准备。在TPP谈完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要加速落实。对中国来说，从根本上讲，面对的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而且叠加了一系列新的经贸规则的自贸安排。因此，我们应对TPP的根本之策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9，尽快增强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很多人在说，你看越南等国家都在TPP里边，他们扛得住，我们就扛不住吗？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扛得住，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在部门之间是不均匀的，不大可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部门都遭灾，不是这样。TPP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有他们从中受益的地方，主要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而他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可能就承受不了，但这些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很少，比如基本没有汽车工业，那就用进口车好了。长期看，这样也许会锁定这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定位，这是一个风险，但短期看，他们会获得好处，比如他们的一些产品进入美、日市场更加便利，相对中国来说赢得了很多竞争优势。而对于我们，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产业部门既有低端的，又有高端的。我们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跟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竞争；而高端产业，要跟美国、日本竞争。我们如果现在加入TPP，所受的影响会很大。而且，中国有一个很庞大的高端制造部门，虽然国际竞争力不太强，但规模确实很大，是靠国内大市场来进行竞争的。这些部门在我们参与多边谈判或者进行其他自贸安排时，都是要重点考虑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越南都扛得住，难道我们扛不住”的问题，关键是同这些国家比，我们要调整的部门是很庞大的，调整难度也就很大。

 

　　因此，在加入TPP之前，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首先是一定要使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竞争力迅速增强；同时，劳动密集型部门要看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考虑如何维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要提高。

 

　　这么多年，我们总说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理论上，参与全球化，效率是提高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只有一部分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有一些国家是受益不多的，有一些是受害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进程中，除了竞争力以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这个能力表现在，通过开放，能够抓住机遇，同时又能规避和防范风险，也就是趋利避害。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趋利避害，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有底线思维。在开放问题上，中国没有走极端的激进式开放道路，正像改革一样，我们也是采取渐进式改革。这背后的逻辑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即古人说的“中庸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底线思维、风险意识。我们是在如履薄冰地推进开放，从地域上是渐进开放，从部门上也是渐进开放，在开放程度上也是渐进式的。如果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有些开放的事情明明挺好，我们也不敢做。我们说TPP代表了下一轮高水平、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其实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开放，政府管理风险的能力必须相应提高，如果管不好，就是外部的风险。想一想，发达国家是怎么剪发展中国家“羊毛”的？这里边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管理开放的能力问题。有这个能力，才能防范风险。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那就要有管理风险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战略。

 

　　我们在党的文件里已经明确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也看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不前。这其中有多边机制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譬如WTO成员增加，WTO的议事规则，发达国家对WTO发展回合的谈判主题不感兴趣，以及缺乏有力的大国引导等等，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前景确实不是那么乐观。多边进程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停滞，全球化还要深化，采取了另外的方式，不仅仅是原来靠多边推动，还要靠区域合作的方式，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9年就发现了这一问题，我们就开始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到现在为止，我们谈成了14个自贸区，还有一些在谈判中。但是，迄今我们已经谈判完成的这些自贸区，我们的合作伙伴经济规模相对太小，我们跟世界上排在前几位的大经济体，都还没有自贸区安排。如果RCEP谈成，将是一个比较大的自贸区，中国、日本都在其中，有很大的人口规模。除了自贸区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像“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的区域合作。

 

　　面对全球自贸区风起云涌的态势，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加快步伐，现在我们已经很积极了，还需要更加积极。

 

　　第四，我们要加快推进国内的改革。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内不改革，开放走不远；国内改革滞后，开放也走不快。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TPP的新规则。这些新的规则，短期来看对我们确实有冲击，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大部分的规则，同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国内的改革特别重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应对外部规则对我们的要求，应对开放对我们的影响。

 

　　第五，要增强我们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能力。

 

　　国家大、国家富，并不意味着其运用自己国力的能力也相应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国，可以纵横在大国之间，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一些国力很强的大国，利用自己的国力、把它变为对国际规则影响力的能力并不强。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影响国际规则的能力并不会自然增强，没有这种必然关系。所谓国家软实力，其中一个侧面就是运用自己硬实力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参与全球治理、影响规则制定的能力作为专门的命题来研究，增强这种能力。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学习、讨论全球治理问题，这体现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或者说复兴大国，已经认识到了，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里，最重要的是让规则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同时把自己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地来说，应对TPP，对我们*5的触动是给了我们紧迫感。刚刚说的这五个方面，都要进一步提速，加紧去做。

 

　　TPP难以对多边进程产生促进作用，但会刺激区域合作加速

 

　　中国发展观察：有种观点认为，TPP将为WTO确立新的标准，甚至会在未来取代WTO？

 

　　隆国强：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把TPP多边化，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漫长，TPP真正变成全球的多边规则也会很漫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规则议题的关注点不同。WTO有150多个成员，利益协调、谈判的难度很大。

 

　　短期来看，TPP很难对多边谈判有促进。当年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的北美自贸区（NAFTA），是对多边谈判起了促进作用的。美国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是很注重多边的，但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便另起炉灶，搞了一个北美自贸区，这对当时很多欧洲发达国家起了促进作用，撬动了多边谈判进程。从理论上来看，贸易安排的碎片化不是什么好事，但TPP会不会促进多边进程，我觉得还不太好说，因为TPP是一套全新的规则。WTO的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题目，发展中国家会怎么看TPP的这些新议题，还有待观察。TPP在推动多边机制方面，可能和先前NAFTA的作用不太一样。NAFTA那时候主要是推动了一些大的贸易体，使它们有了危机感。现在区域一体化已经太普遍了，很多国家都是两条腿走路，对于多边安排持无所谓的态度，这和当年的氛围不一样。但是，TPP可能会刺激区域合作谈判加快发展，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