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立身敬诚、终日乾乾的国际金融家

　　金立群：立身敬诚、终日乾乾的国际金融家

　　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财政部原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金立群先生:

　　他是一位学者型高官，在国际金融舞台上长袖善舞;他历尽艰辛，立身敬诚，和祖国一起成长;他翰墨淋漓，翻译大量中外巨著;他博古论今，国运民情牵念于心。岁末年初，本刊社长兼总编刘丽君采访了经济学家、财政部原副部长、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先生。

　　刘丽君：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您认为，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金立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我认为需要加快新一轮的改制，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首先，要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重点是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第二，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体制问题、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深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措施，有效疏导实体经济发展瓶颈;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加快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高资本投入的技术含量和劳动力的素质水平，加快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上游移动，保证中国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优势。

　　刘丽君：近期，加拿大工业部批准中海油—尼克森价值151亿美元收购案，这是中国所有海外收购中金额*5的一笔。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针对能源等重要领域的海外收购阻力在减少?

　　金立群：我们在国际上做成一件大事，切忌作过度的宣传。中海油能够成功收购尼克森是天时地利人和，并不代表今后中资海外兼并收购的阻力会有所减少。有人把尼克森收购案说成是里程碑，其实我不太喜欢里程碑这个说法。里程碑说明什么?里程碑是不会接二连三地排在一起的，这说明要等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再来一块里程碑，甚至就没有了，后面是一片沙漠。我这次在三亚的一个财经论坛上说，要充分认识到，西方舆论界对这个收购案的反弹，会强化反派的抵制，这将使得中资企业今后的收购意图，更难实现。话音未落，西方已在重新估量，甚至有人公开说，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可以预见，这种大型的并购可能今后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尼克森收购案这件事，我认为，成功了，就成功了，不要把它过分地渲染。

　　刘丽君：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华为中兴两家中国电信设备提供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美国国会将这两家企业列入黑名单。是这类中国企业真正地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还是别有用意?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这样的困局，您认为企业应如何应对?

　　金立群：关于华为中兴这件事，曾有外国记者问我对华为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看法。我是这么说的，华为中兴到底有没有安全问题，是很容易测试的，美国人完全有技术确定是否有安全隐患。他们是很明白的，只不过借此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而已，制造紧张气氛。类似的还有光伏板，光伏能源的出口，说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我对美国人说，如果我是个美国人的话，我会感觉到非常没有面子。怎么美国人会变得如此虚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实在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当然这是由于大选的因素，不过是为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提出的一个廉价的借口而已。会上一位外国与会者问我：“美国的担心，是因为华为公司里面有党委，不知道你们这个党委在干什么，因此不放心。他提这个问题也不见得是出于恶意，也可能在提醒我们，有些美国人就是这么想的。我回答说，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民营或国营，都有党委，都有党的组织的存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也是有党的组织的，你就不来了?我强调，我们任何一个企业都是按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来管理的。所以党委的存在丝毫不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的存在，不影响现代公司管理方式的实施。

　　刘丽君：乔布斯作为苹果的CEO，无疑是成功的，他[*{c}*]了苹果机的辉煌，创造了商业奇迹。但乔布斯的过早离去，必然对苹果产生影响。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人和一个[*{c}*]潮流的企业，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金立群：乔布斯的过早离开对苹果来说未必影响很大。但是，又要看到，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永远保持辉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创新者的地位。再者，一个企业一旦获得巨大的成功，就会成为无数个同行企业研究的对象，就像一个运动员，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一定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全方位的研究对象。

　　很多人都寄希望于一个领军人物来开拓一番事业，或者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这是比较现实的。而寄希望于一个领军人物来永远[*{c}*]一个企业，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说，不必过于夸大乔布斯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发展也很快，比如说华为、海尔等等。我们不能说中国就是没有乔布斯，不能说绝对没有，只是我们有些企业家的名气确实没有人家大。我女儿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可能是不少人所忽视的，当今世界上的许多新技术，包括“苹果”的产生在内，都不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叫真正的革命，蒸汽机的产生是真正的革命，电脑的出现是真正的革命，简而言之，从“没有“到“有”是真正的革命，而此后的每一种改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逐步的优化和升级。苹果手机一代一代升级，并没有带来实际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只是引诱消费者不断弃旧换新。其实，当年美国人在1969年上月球的时候，所用的计算机比不上我们现在手上任何一个，当时是几个大房子一样大的机器，照样登上月球，现在的电脑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便化，但这种变化，不能称为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会被商业性的炒作所影响，会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进展。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都算不上是划时代的、革命性的飞跃。科学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中间有几百年，有无数位科学家，只有爱因斯坦的成就相对于牛顿，才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跨越。又譬如诺贝尔奖，按照我的理解，对于某一领域而言，诺奖的颁发说不定可以相隔百年。而现在的诺贝尔奖，每年都要颁发一次，因此，就会有发奖的压力，伴随而来的是入选门槛的降低，并不是只有取得巨大的创造性的成就才能获奖。而肖邦钢琴奖的颁发，是五年一次。为了维护奖项的权威，甚至出现过一等奖连续轮空两届的情况。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严肃的，这种奖的含金量才是高等级的。诺贝尔奖应该向肖邦钢琴奖学习，不应该发给排着队领奖的人，不能为发奖而发奖。我们其实是被一些渐进的东西所吸引，真正能看到的巨大的科技性进展还是很少。我认为，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刘丽君：目前，“山寨经济”在我国大行其道，您对 “山寨经济”如何评价?

　　金立群：“山寨经济”确实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但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山寨经济不仅难免，而且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山寨经济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知识产权，有害于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链上的攀升。我在不同场合讲过，中国的下一步进展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山寨经济的发展。山寨经济在现阶段是没有办法完全排斥的，它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帮助很多企业，包括一些民企慢慢逐步发展起来。我不是说这是好的现象，但如果它起了一个主流的作用，使人们对侵犯知识产权熟视无睹，容忍侵权，中国的经济怎么能够在独自创新的路上迈进呢?我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过：我们中国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要把山寨的天才，变为原创的天才;我们要把抄袭、拷贝这种天才，变为自主创造的天才，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刘丽君：当前，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已经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成本挑战，对此，您怎么看，应该如何应对?

　　金立群：劳动力成本的高企，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下一步挑战。劳动力的成本在高涨，原因是几方面的。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改善民生，这是为了要缩小收入差别所做的工作。这点呢，我认为，不能过分地非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力资源稀缺趋势的端倪。中国将会面对人力资源逐步紧缺的状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解决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问题，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提高技术、资本的技术含量。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土地的价格在上涨，劳动力的价格在上涨，*10就是资本的投入要加强。将来中国的经济，必然是需要资本要素的增加，不是简单的资本要素，而是资本要素中的技术含量。当我们强调资本投入的时候，要注意到在资本投入中，技术含量高低的差别是很大的，就像劳动力的投入中，劳动力技术含量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对我们来讲，下一个阶段经济要增长，必须通过挖掘资本的潜力，依靠资本的力量提高生产力。

　　刘丽君：您曾说过，钱不是资本。在中国，如何才能把多余的钱转化成资本?有人认为，对金融机构放松管制的思想在西方风靡了近30年，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彻底冲垮了西方理想的蓝图。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金立群：对，钱一定不是资本。钱一定要经过一个机制，即金融系统才会转化为资本。中国的金融系统效率是不高的，所以，虽然中国的流动性很多，钱很多，但真正形成资本的不多。中国的金融系统一直不发达，一直到近代，山西、安徽的票号才开始把民间散落的钱变为资本，但不成规模。而意大利的银行业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开始运作资本了，它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就形成了现代的金融体系。这点我们跟欧洲是有差距的。西方的金融危机，是杠杆化过度造成的，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杠杆化不够。中国的金融改革不能因为西方金融危机而把金融改革视为危途，而是要拿捏好改革与开放的“度”，使我们的金融系统真正有活力。金融系统如果不承担风险，怎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自身又怎么发展?我们总是在讲“规避风险”，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控制风险”、“管理风险”。不承担风险，经济怎么能够有活力、有效率呢?英文“Risk appetite”，意思是风险的胃口，你可以吃得多，你就多吃，你吃不多，你就少吃。中国的原创为什么少?这跟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中国，关于金融系统尚无比较完善的立法。现在中国的私募股权很发达，但中国的私募股权的目的是赚快钱，把一个公司包装上市，成功之后又快速地套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它们对准的都是有上市可能的公司，这样才能赚到钱。但是这些企业，特别是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其以后的发展到底会怎样，私募股权并不关心。既然是创业，投了钱进来怎么能这么快套现呢?这也导致我们股民对股市失去信心，这是我们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我讲的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原创需要一个很好的土壤，法律的土壤、文化的土壤和良好的营养供给。中国缺乏风险资本，这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风险资本投到十个项目，成功的可能只有一到二个。但是，只要有一个项目的成功，就足以覆盖九个项目的损失。风险资本的来源应该是有规矩的，因为这是高风险投资。投资者得承担风险，而且要能承担得起风险。把明天买菜的钱都放进去，把养老的钱都放进去，那样做是不行的。这种投资，只能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去做。应该鼓励有余钱的人从事这类投资。允许损失，但风险资金的募集者，必须要遵守法律和合同的约束，资金不能挪作他用，不然是刑事犯罪。要把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划清楚，这样，才有可能使得这个行业健康发展，我们的创新企业就会应运而生。这不是银行干的活，也不是股市干的活。要有一个完善的体系，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行。我们不能一概排斥风险、回避风险，而是要有合适的个人和法人来承担风险、管理风险。目前，我们银行独大是不太利于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发展，现在银行贷款期限越来越长，这个很不应该，一般商业银行贷款期限不能超过五年，现在我们的贷款期限都做了十年甚至更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投资形式，资本市场太单一了。

　　刘丽君：吴英案所引发的民间融资的问题，您怎样评价?另外，企业经常遇到资金问题，目前金融改革都有哪些瓶颈，该如何应对呢?

　　金立群：*9，中国经济立法很多，但总体上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应该去规范它，而不是禁止它，应该是开前门，堵后门。吴英的案子，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争议，这件事情本身就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民间融资的问题。我没有深入去研究这个案子。我的印象是，她的投资出了问题，把亲戚朋友的钱都损失了，她肯定有责任，做错了事情。从商业上来说，她失败了，落了个非法筹资的罪名。如果她没有破产，她肯定依然是逍遥自在，在商场里游刃有余，甚至成为很多人的楷模。这正是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是否触犯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商者的成败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经商行为本身来决定的。这是由于立法和执法的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因此，有人认为对她判处死刑量刑过重。在筹资和投资问题上，会有民事诉讼，也会有刑事诉讼。中国需要不断地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框架。

　　要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准入的门槛， 允许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可以预见，今后一定会有个别的民营金融机构倒闭，这是不奇怪的，没有必要因噎废食，大惊小怪。这些小机构不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在西方国家，一些中小银行倒闭是家常便饭。一个完全“无菌”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无风险的金融系统，它不承担风险所带来的风险，比它应该承受的风险，要大的多。金融改革，我认为，是新一代领导人在他们的任期内必须要认真研究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系统的落后。金融系统并不是简单的提供流动性，或是提供多少流动性，而是如何提供流动性，如何使得经济稳步发展，向高附加值攀升。

　　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视了的问题，我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是放松管制的必然产物，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实现了数十年的繁荣发展，进入了所谓“大稳健时期”，直至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相比较而言，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损失，相比于放松监管所取得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增加，那是小巫见大巫。我并不认为放松金融管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必然导引。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金融改革上过分的谨慎和避免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会造成很大的无形经济损失。

　　在金融改革中还有一个容忍度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长期的高速发展以后，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制度需要调整的时候，这个调整就是经济发展速度的调整和相应的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必然会引起收入增长的上升幅度变小，所以说，中国人要有容忍度，不能浮躁，要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换取更高的增长质量、更好的经济环境。如果我们的经济以6%、7%的速度增长，也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大起大落。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我认为我们在管理方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增加容忍度。

　　刘丽君：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虽然成功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避免了硬着陆，经济增长态势却放缓了，为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振兴中国经济中，又有哪些是应该特别提起注意的呢?

　　金立群：中国是不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答案是肯定的。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内需，轻视出口。中国现在的出口遇到很大的压力，出口的结构需要调整。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遭遇到反倾销案子，不光在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这说明，以传统的、追求可替代产品的出口难以为继。如果我们中国可以生产出受外国人追捧的产品，就像中国人追捧西方名牌产品，我们还担心什么反倾销啊!我们需要努力转变对外经济粗放型发展的模式，引导企业出口从传统的竞争成本向竞争技术与品牌的转变，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鼓励企业提升科研与创新能力，逐步实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中国要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更加重视制造业，使Made in China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是Made in China，还是Design in China(中国设计)，或者Created in China(中国首创)。为什么这么说?美国人曾认为，只要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的设计，就可以把制造业转出去，这导致美国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现在奥巴马在竞选的压力下，提出要使海外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重归故里，即所谓 reshoring， 我认为为时已晚，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可以从美国吸取教训，就是说，决不能放弃“中国制造”，而是要使其内涵加深、拓宽，制造中就应该包含设计和原创。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机械设备，凡是在德国制造的，大部分同时也是在德国设计的。德国可以把一些产品拿到中国或其他国家来生产，但核心技术仍然保留在德国，仍然在原产地。德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如此强劲的抵制力，其重要因素就是它保持了强劲的制造业，它有优秀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实体经济没有受到冲击。所以不要笼统地否定中国制造，对中国来讲，放弃中国制造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要走到后工业化道路，要靠服务业来支撑，但是，不等于可以放弃制造业。

　　刘丽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7公布的《2012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数连续超过日本及美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9。这是不是说明，中国正在走向“Created in China、Design in China”?

　　金立群：我们中国的创造，很多都不是真正的原创，是在人家的基础上稍稍有一点进步而已。最近我又看到一些资料，说中国的专利申请制度再不改是真的不行了，一年产生几十万个专利。中小企业要非常小心地在那些专利里面爬，真怕触犯了哪项专利，而遍体鳞伤。中小企业规避一些所谓的“专利”，严重影响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非常头疼，投入资金弄出来一个新产品，其实根本不是抄人家的，因为专利登记的门槛太低，可能无形中就会触碰专利。专利应该是什么呢，它不是你能随便想象就能发明出来的东西，应该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创新的东西。一般都要投入巨资研发，或者是一般人搞不出来的技术，那才是真正的专利。现在中小企业的境况就像一头牛进了瓷器店里，不小心就会碰到什么东西，那些瓷器也不是什么康熙乾隆时候的瓷器、明朝宣德时候的瓷器，不是值钱的瓷器，但是你还得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