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立身敬诚、终日乾乾的国际金融家
来源:
高顿网校
2015-09-02
金立群:立身敬诚、终日乾乾的国际金融家
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财政部原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金立群先生:
他是一位学者型高官,在国际金融舞台上长袖善舞;他历尽艰辛,立身敬诚,和祖国一起成长;他翰墨淋漓,翻译大量中外巨著;他博古论今,国运民情牵念于心。岁末年初,本刊社长兼总编刘丽君采访了经济学家、财政部原副部长、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先生。
刘丽君: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您认为,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金立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我认为需要加快新一轮的改制,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首先,要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重点是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第二,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体制问题、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深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措施,有效疏导实体经济发展瓶颈;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加快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断提高资本投入的技术含量和劳动力的素质水平,加快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上游移动,保证中国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优势。
刘丽君:近期,加拿大工业部批准中海油—尼克森价值151亿美元收购案,这是中国所有海外收购中金额*5的一笔。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针对能源等重要领域的海外收购阻力在减少?
金立群:我们在国际上做成一件大事,切忌作过度的宣传。中海油能够成功收购尼克森是天时地利人和,并不代表今后中资海外兼并收购的阻力会有所减少。有人把尼克森收购案说成是里程碑,其实我不太喜欢里程碑这个说法。里程碑说明什么?里程碑是不会接二连三地排在一起的,这说明要等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再来一块里程碑,甚至就没有了,后面是一片沙漠。我这次在三亚的一个财经论坛上说,要充分认识到,西方舆论界对这个收购案的反弹,会强化反派的抵制,这将使得中资企业今后的收购意图,更难实现。话音未落,西方已在重新估量,甚至有人公开说,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可以预见,这种大型的并购可能今后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尼克森收购案这件事,我认为,成功了,就成功了,不要把它过分地渲染。
刘丽君: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华为中兴两家中国电信设备提供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美国国会将这两家企业列入黑名单。是这类中国企业真正地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还是别有用意?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这样的困局,您认为企业应如何应对?
金立群:关于华为中兴这件事,曾有外国记者问我对华为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看法。我是这么说的,华为中兴到底有没有安全问题,是很容易测试的,美国人完全有技术确定是否有安全隐患。他们是很明白的,只不过借此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而已,制造紧张气氛。类似的还有光伏板,光伏能源的出口,说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我对美国人说,如果我是个美国人的话,我会感觉到非常没有面子。怎么美国人会变得如此虚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实在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当然这是由于大选的因素,不过是为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提出的一个廉价的借口而已。会上一位外国与会者问我:“美国的担心,是因为华为公司里面有党委,不知道你们这个党委在干什么,因此不放心。他提这个问题也不见得是出于恶意,也可能在提醒我们,有些美国人就是这么想的。我回答说,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民营或国营,都有党委,都有党的组织的存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也是有党的组织的,你就不来了?我强调,我们任何一个企业都是按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来管理的。所以党委的存在丝毫不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的存在,不影响现代公司管理方式的实施。
刘丽君:乔布斯作为苹果的CEO,无疑是成功的,他[*{c}*]了苹果机的辉煌,创造了商业奇迹。但乔布斯的过早离去,必然对苹果产生影响。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人和一个[*{c}*]潮流的企业,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金立群:乔布斯的过早离开对苹果来说未必影响很大。但是,又要看到,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永远保持辉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创新者的地位。再者,一个企业一旦获得巨大的成功,就会成为无数个同行企业研究的对象,就像一个运动员,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一定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全方位的研究对象。
很多人都寄希望于一个领军人物来开拓一番事业,或者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这是比较现实的。而寄希望于一个领军人物来永远[*{c}*]一个企业,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说,不必过于夸大乔布斯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的很多企业发展也很快,比如说华为、海尔等等。我们不能说中国就是没有乔布斯,不能说绝对没有,只是我们有些企业家的名气确实没有人家大。我女儿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可能是不少人所忽视的,当今世界上的许多新技术,包括“苹果”的产生在内,都不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叫真正的革命,蒸汽机的产生是真正的革命,电脑的出现是真正的革命,简而言之,从“没有“到“有”是真正的革命,而此后的每一种改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逐步的优化和升级。苹果手机一代一代升级,并没有带来实际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只是引诱消费者不断弃旧换新。其实,当年美国人在1969年上月球的时候,所用的计算机比不上我们现在手上任何一个,当时是几个大房子一样大的机器,照样登上月球,现在的电脑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便化,但这种变化,不能称为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会被商业性的炒作所影响,会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进展。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都算不上是划时代的、革命性的飞跃。科学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中间有几百年,有无数位科学家,只有爱因斯坦的成就相对于牛顿,才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跨越。又譬如诺贝尔奖,按照我的理解,对于某一领域而言,诺奖的颁发说不定可以相隔百年。而现在的诺贝尔奖,每年都要颁发一次,因此,就会有发奖的压力,伴随而来的是入选门槛的降低,并不是只有取得巨大的创造性的成就才能获奖。而肖邦钢琴奖的颁发,是五年一次。为了维护奖项的权威,甚至出现过一等奖连续轮空两届的情况。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严肃的,这种奖的含金量才是高等级的。诺贝尔奖应该向肖邦钢琴奖学习,不应该发给排着队领奖的人,不能为发奖而发奖。我们其实是被一些渐进的东西所吸引,真正能看到的巨大的科技性进展还是很少。我认为,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刘丽君:目前,“山寨经济”在我国大行其道,您对 “山寨经济”如何评价?
金立群:“山寨经济”确实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但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山寨经济不仅难免,而且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山寨经济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知识产权,有害于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链上的攀升。我在不同场合讲过,中国的下一步进展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山寨经济的发展。山寨经济在现阶段是没有办法完全排斥的,它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帮助很多企业,包括一些民企慢慢逐步发展起来。我不是说这是好的现象,但如果它起了一个主流的作用,使人们对侵犯知识产权熟视无睹,容忍侵权,中国的经济怎么能够在独自创新的路上迈进呢?我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过:我们中国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要把山寨的天才,变为原创的天才;我们要把抄袭、拷贝这种天才,变为自主创造的天才,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刘丽君:当前,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已经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成本挑战,对此,您怎么看,应该如何应对?
金立群:劳动力成本的高企,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下一步挑战。劳动力的成本在高涨,原因是几方面的。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改善民生,这是为了要缩小收入差别所做的工作。这点呢,我认为,不能过分地非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力资源稀缺趋势的端倪。中国将会面对人力资源逐步紧缺的状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解决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问题,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提高技术、资本的技术含量。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土地的价格在上涨,劳动力的价格在上涨,*10就是资本的投入要加强。将来中国的经济,必然是需要资本要素的增加,不是简单的资本要素,而是资本要素中的技术含量。当我们强调资本投入的时候,要注意到在资本投入中,技术含量高低的差别是很大的,就像劳动力的投入中,劳动力技术含量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对我们来讲,下一个阶段经济要增长,必须通过挖掘资本的潜力,依靠资本的力量提高生产力。
刘丽君:您曾说过,钱不是资本。在中国,如何才能把多余的钱转化成资本?有人认为,对金融机构放松管制的思想在西方风靡了近30年,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彻底冲垮了西方理想的蓝图。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金立群:对,钱一定不是资本。钱一定要经过一个机制,即金融系统才会转化为资本。中国的金融系统效率是不高的,所以,虽然中国的流动性很多,钱很多,但真正形成资本的不多。中国的金融系统一直不发达,一直到近代,山西、安徽的票号才开始把民间散落的钱变为资本,但不成规模。而意大利的银行业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开始运作资本了,它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就形成了现代的金融体系。这点我们跟欧洲是有差距的。西方的金融危机,是杠杆化过度造成的,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杠杆化不够。中国的金融改革不能因为西方金融危机而把金融改革视为危途,而是要拿捏好改革与开放的“度”,使我们的金融系统真正有活力。金融系统如果不承担风险,怎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自身又怎么发展?我们总是在讲“规避风险”,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控制风险”、“管理风险”。不承担风险,经济怎么能够有活力、有效率呢?英文“Risk appetite”,意思是风险的胃口,你可以吃得多,你就多吃,你吃不多,你就少吃。中国的原创为什么少?这跟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中国,关于金融系统尚无比较完善的立法。现在中国的私募股权很发达,但中国的私募股权的目的是赚快钱,把一个公司包装上市,成功之后又快速地套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它们对准的都是有上市可能的公司,这样才能赚到钱。但是这些企业,特别是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其以后的发展到底会怎样,私募股权并不关心。既然是创业,投了钱进来怎么能这么快套现呢?这也导致我们股民对股市失去信心,这是我们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我讲的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原创需要一个很好的土壤,法律的土壤、文化的土壤和良好的营养供给。中国缺乏风险资本,这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风险资本投到十个项目,成功的可能只有一到二个。但是,只要有一个项目的成功,就足以覆盖九个项目的损失。风险资本的来源应该是有规矩的,因为这是高风险投资。投资者得承担风险,而且要能承担得起风险。把明天买菜的钱都放进去,把养老的钱都放进去,那样做是不行的。这种投资,只能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去做。应该鼓励有余钱的人从事这类投资。允许损失,但风险资金的募集者,必须要遵守法律和合同的约束,资金不能挪作他用,不然是刑事犯罪。要把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划清楚,这样,才有可能使得这个行业健康发展,我们的创新企业就会应运而生。这不是银行干的活,也不是股市干的活。要有一个完善的体系,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行。我们不能一概排斥风险、回避风险,而是要有合适的个人和法人来承担风险、管理风险。目前,我们银行独大是不太利于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发展,现在银行贷款期限越来越长,这个很不应该,一般商业银行贷款期限不能超过五年,现在我们的贷款期限都做了十年甚至更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投资形式,资本市场太单一了。
刘丽君:吴英案所引发的民间融资的问题,您怎样评价?另外,企业经常遇到资金问题,目前金融改革都有哪些瓶颈,该如何应对呢?
金立群:*9,中国经济立法很多,但总体上还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很多现象,应该去规范它,而不是禁止它,应该是开前门,堵后门。吴英的案子,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争议,这件事情本身就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民间融资的问题。我没有深入去研究这个案子。我的印象是,她的投资出了问题,把亲戚朋友的钱都损失了,她肯定有责任,做错了事情。从商业上来说,她失败了,落了个非法筹资的罪名。如果她没有破产,她肯定依然是逍遥自在,在商场里游刃有余,甚至成为很多人的楷模。这正是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是否触犯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商者的成败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经商行为本身来决定的。这是由于立法和执法的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因此,有人认为对她判处死刑量刑过重。在筹资和投资问题上,会有民事诉讼,也会有刑事诉讼。中国需要不断地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框架。
要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准入的门槛, 允许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可以预见,今后一定会有个别的民营金融机构倒闭,这是不奇怪的,没有必要因噎废食,大惊小怪。这些小机构不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在西方国家,一些中小银行倒闭是家常便饭。一个完全“无菌”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无风险的金融系统,它不承担风险所带来的风险,比它应该承受的风险,要大的多。金融改革,我认为,是新一代领导人在他们的任期内必须要认真研究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系统的落后。金融系统并不是简单的提供流动性,或是提供多少流动性,而是如何提供流动性,如何使得经济稳步发展,向高附加值攀升。
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视了的问题,我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是放松管制的必然产物,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政策,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实现了数十年的繁荣发展,进入了所谓“大稳健时期”,直至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相比较而言,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损失,相比于放松监管所取得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增加,那是小巫见大巫。我并不认为放松金融管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必然导引。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金融改革上过分的谨慎和避免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会造成很大的无形经济损失。
在金融改革中还有一个容忍度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长期的高速发展以后,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制度需要调整的时候,这个调整就是经济发展速度的调整和相应的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必然会引起收入增长的上升幅度变小,所以说,中国人要有容忍度,不能浮躁,要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换取更高的增长质量、更好的经济环境。如果我们的经济以6%、7%的速度增长,也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大起大落。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我认为我们在管理方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增加容忍度。
刘丽君: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虽然成功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避免了硬着陆,经济增长态势却放缓了,为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振兴中国经济中,又有哪些是应该特别提起注意的呢?
金立群:中国是不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答案是肯定的。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内需,轻视出口。中国现在的出口遇到很大的压力,出口的结构需要调整。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遭遇到反倾销案子,不光在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这说明,以传统的、追求可替代产品的出口难以为继。如果我们中国可以生产出受外国人追捧的产品,就像中国人追捧西方名牌产品,我们还担心什么反倾销啊!我们需要努力转变对外经济粗放型发展的模式,引导企业出口从传统的竞争成本向竞争技术与品牌的转变,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鼓励企业提升科研与创新能力,逐步实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中国要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更加重视制造业,使Made in China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是Made in China,还是Design in China(中国设计),或者Created in China(中国首创)。为什么这么说?美国人曾认为,只要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的设计,就可以把制造业转出去,这导致美国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现在奥巴马在竞选的压力下,提出要使海外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重归故里,即所谓 reshoring, 我认为为时已晚,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可以从美国吸取教训,就是说,决不能放弃“中国制造”,而是要使其内涵加深、拓宽,制造中就应该包含设计和原创。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机械设备,凡是在德国制造的,大部分同时也是在德国设计的。德国可以把一些产品拿到中国或其他国家来生产,但核心技术仍然保留在德国,仍然在原产地。德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如此强劲的抵制力,其重要因素就是它保持了强劲的制造业,它有优秀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实体经济没有受到冲击。所以不要笼统地否定中国制造,对中国来讲,放弃中国制造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要走到后工业化道路,要靠服务业来支撑,但是,不等于可以放弃制造业。
刘丽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7公布的《2012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数连续超过日本及美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9。这是不是说明,中国正在走向“Created in China、Design in China”?
金立群:我们中国的创造,很多都不是真正的原创,是在人家的基础上稍稍有一点进步而已。最近我又看到一些资料,说中国的专利申请制度再不改是真的不行了,一年产生几十万个专利。中小企业要非常小心地在那些专利里面爬,真怕触犯了哪项专利,而遍体鳞伤。中小企业规避一些所谓的“专利”,严重影响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非常头疼,投入资金弄出来一个新产品,其实根本不是抄人家的,因为专利登记的门槛太低,可能无形中就会触碰专利。专利应该是什么呢,它不是你能随便想象就能发明出来的东西,应该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创新的东西。一般都要投入巨资研发,或者是一般人搞不出来的技术,那才是真正的专利。现在中小企业的境况就像一头牛进了瓷器店里,不小心就会碰到什么东西,那些瓷器也不是什么康熙乾隆时候的瓷器、明朝宣德时候的瓷器,不是值钱的瓷器,但是你还得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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