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9月26日，高顿网校小编为您辛勤整理了——宏观管理新常态 从需求扩张到有效供给——徐有俊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其经济增速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经济发展结构、要素基本面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趋势性变化，中国正步入经济发展动力切换的新时代。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将短期需求管理作为常态化宏观管理方式。中国经济发展太注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它们在整体上仍是总需求的概念和范畴，但究其根本，供给端的约束才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关键。因此，基于凯恩斯宏观调控框架在中国经济运行发展中的已经难以为继，宏观调控政策需要由需求扩张管理转向有效供给管理。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脚步缓慢，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过高的地方政府债务也使得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此外，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存在，使得中国消费率逐年回落，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效。

　　需求调控手段正逐渐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 “滞涨”就是前车之鉴。需求调控只强调总量分析，忽视了微观基础产业结构调整，使得需求调控中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作用弱化。

　　就现实情况看，中国过多的经济政策都集中在短期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上，对有效供给层面的调控重视程度不够，也就使得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供给约束已经成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降低的*5约束，主要表现为人口红利衰减，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和资源价格上升，以及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

　　中国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都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当前已经从“人口红利期”转到了“后人口红利期”。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和占比双双下降，中国已经过了人口红利期，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劳动力成本提升对中国经济维持高增速的动力放缓。

　　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直接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状况，从而影响劳动力成本。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看，由于20岁到40岁青壮年占比显著回落，反而推动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回升。这样，将会削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给养老保障社会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衰减导致人工成本进一步提升后，进而带动依托人力资本的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涨。而垄断性资源供给约束、房地产加速扩张导致的土地价格上涨；资本和金融抑制导致企业原材料、燃料等生产的要素成本上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经济增长速度。

　　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本质上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新的技术、加强创新，调整优化要素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一直以来的僵化体制、垄断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

　　严重的供给约束制约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仅强调依赖需求调控，很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为滞涨提供了温床，同时还可能引起资产泡沫，日本和美国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因此，必须要寻找新的制度红利，开辟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制度变革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制度环境、经济体制和具体制度，每个层面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促进作用。

　　首先，制度环境具有相对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其次，经济体制变革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它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时，资源分配由政府分配转为市场配置，价格和竞争机制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三，具体制度改革通过影响经济微观主体行为，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开展，制度变革主要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进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放松规制提高有效供给，就是从具体的制度层面作用于微观主体，从而对产权进行改革，达到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增大社会福利的目的。

　　放松政府规制是全球发展的趋势。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放松规制的经验看，主要通过放松直接规制中的经济性规制和间接规制中的放松垄断两项手段进行的。

　　放松直接规制中经济性规制是指保证服务供给公平性和防止资源配置低效为主要目的，对存在自然垄断或信息不对称行业中企业的进入、退出、价格、服务质量和数量方面进行放松。

　　而间接规制中放松垄断则不直接介入经济主体的经营决策，仅制约阻碍市场机制发挥职能的行为，以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职能而建立完善的制度为目的。“新非公36条”等多项打破垄断细则出台，就是要依赖市场对资源起到决定性配置作用，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通过放松规制，尤其是打破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领域的垄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入竞争激发创新机制，能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产品和服务价格、收费水平，从而满足市场需求。

　　国外放松垄断和管制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借鉴。结合当前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建立宏观经济管理新常态，从需求扩张到有效供给，需要将市场和政府结合起来，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才能突破供给约束提升要素效率，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形成拉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为了解决供给约束和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宏观管理政策框架着力点需要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一方面需要政府重构规制，简政放权优化监管，不直接介入经济主体决策，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打破阻碍市场机制发挥职能的行为。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发力，通过放松规制、结构性减税、鼓励技术创新、允许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制度等多个角度致力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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