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则是高顿网校的小编在12月13日为您精心编辑的一篇业界评论——余永定认为要构建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与中国利益，请认真阅读。
　　鉴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国际经济学界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2008年8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些初步设想。

　　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体系改革应该解决三个问题。*9，储备资产的积累必须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第二，对经常项目顺差国必须有所约束（这也是凯恩斯提议建立国际清算机构的初衷）。第三，应该提供一个比美元更为稳定的国际价值贮存载体。为了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一个最为现实的方法是大量增加SDR的发放。在操作的层面上，斯蒂格利茨建议成立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国按规定每年向共同设立的“全球储备基金”（GRF）提供给定数量的本国货币（这些货币应该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而GRF则向各成员国发放等值的全球货币（GlobalGreenbacks），作为各成员国的储备货币。

　　周小川提出的世界货币概念同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全球货币概念有很多共同之处。周小川构想（在扩大SDR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造世界货币）的主要目的也是使储备货币供给同储备货币国的国内政策相脱离。周小川建议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因而在国际上得到巨大关注和积极评价。但是，周小川的建议更多的是一种长期诉求，是时任总理温家宝对中国储备资产安全性表示担忧之后，中国对美国发出的又一个强烈信息：美国政府的失职造成了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在出台一系列克服危机的政策时必须关注这些政策的外部性，不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对于其他国家的诉求，美国是不会给予关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不应该提出自己的诉求。

　　同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一致，潘英丽教授认为：“构建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是IMS*2现实意义的改革方向。因为储备货币的多极化能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多极化趋势；”“多极化通过储备资产的集体供给天生能够解决‘特里芬难题’，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机制；给各国提供了分散化的选择，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发行国遵守相应的货币纪律。”针对多极化的不稳定性，潘教授和她的团队提出：“构建‘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她指出：“我们提出从单极转向多极体系的关键在于：管理过渡期的不稳定风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成功。做到这两点都需要稳定国际货币环境。后者要求国际社会对国际汇率波动和短期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管理。而这也是内在稳定机制的重要内涵。”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以超主权货币为本位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取代以美元为本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沿着这一方向，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例如，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规模、使用范围和建立特别提款权替代账户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改革步骤。很高兴看到，潘教授的团队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深入研究。

　　多极化无疑“给各国提供了分散化的选择，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发行国遵守相应的货币纪律”，但是，多个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的恶性竞争，难道就不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吗？发行国之间难道不会串谋，共同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多元安排如何能够保持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的稳定？一有风吹草动，资本就不会突然从一种储备货币流向另一种储备货币，从而造成汇率的更大波动？如果*10的储备货币国因国内政策的需要而无法对其他国家提供合理的流动性（不过多也不过少），供应国由一个增加到三个或五个形势就能好转吗？所有这些，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依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潘教授和她的团队指出：“[*{c}*]和推进IMS改革充分体现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一致性。首先，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美国举债中国放款的恐怖平衡隐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在IMS中引入约束美元，进而约束美国财政的相应机制是中国的战略需要；其次，未来20年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之间战略地位的互换和平稳过渡，需要避免美元本位制的崩溃，因此也就需要在现行IMS中引入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合作和稳定机制。再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因此有利于全球化平稳发展的IMS可以给中国提供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远根本利益。”对于这些，我除了表示赞成，还有什么更多可说的呢？

　　（本文节选自《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序言）
　　来源：*9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