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在到处找每日*7业界评论的吗？这里有一篇12月23号礼拜二的哦——信力建解释了粮食真正的危机是什么
　　粮食问题一直是个炒作的话题，一般说法是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粮食消费量一直高于产量。据预测到2030年粮食需求将会提高30%至40%，全球新一轮粮食危机的到来已无法避免。而人口最多的中国无疑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云云。其实，这样的话题早在1994年，就有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其一篇名为《谁来养活中国》文章中炒作过了。他的说法是中国的人口正以每年1400万的数量增长着，收入水平也在以创记录的速度增长着。当收入增长后，低收入人口*8做得事情之一就是将他们的膳食结构多样化，从单调的大米占热量70%的膳食结构转向更多的肉类、奶类及蛋类食品的消费。届时，中国人对动物蛋白膨胀的需求将超过世界谷物生产能力，所以必然引发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但近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布朗的预言没有成真——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升高，价格也在相对下降。事实上，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中国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个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不是一种直接或者决定性的关系，粮食产量取决于许多因素，耕地只是其中之一。那么，粮食供应除了耕地之外，还跟什么有更直接的关系呢？

　　首先是国际市场。现在的世界已不再是各自为政的封闭国家的总和，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因此，一个国家的粮食，纵使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分工交换来加以解决——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２００６财年底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仅为３９％，１３年来首次跌破了４０％。而据新华网东京2008年８月５日电 日本农林水产省５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７财年（截至今年３月）日本粮食自给率从上财年的３９％升至４０％，为１３年来首次上升。日本能以40％的粮食自给支撑其国家的经济，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拿全球的粮食供求情况看，世界上有很充分的粮食供应。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7%，但粮价下降了一半。说明粮食相比于五十年前越来越丰富了。全球粮食供求的总形势，和许多其他大多数商品一样，是需求决定产量。或者说，有多少需求就能够生产出多少粮食。万一我国的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靠进口，南朝鲜60%靠进口。我国这么多年来有进有出，基本平衡，不需要靠进口。 据2013年7月一篇《国际粮价下跌中国谷物进口大幅增长》介绍：中国作为全球*5的粮食消费国，粮食进口量有望超过上年的水平，因为国际粮价大幅下挫，鼓励中国积极进口，即使中国粮食产量有望实现连续第十年增长。中国的小麦、玉米和大米进口有望增长，而国内玉米和大米产量继续提高，小麦产量将与上年保持稳定或者下滑。中国的进口增长将令美国、阿根廷和乌克兰等农户受益，泰国将向中国供应优质大米。在过去十二个月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和价格下跌超过20%，而泰国白大米价格下跌了14%。今年中国小麦产量有望连续第十年增长。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称，今年小麦产量可能达到上年的1.206亿吨，而私营分析机构则预计小麦产量可能下滑。根据政府颁布的低关税配额，小麦进口成本约为每吨2100元，约合343美元，相比之下，国内小麦价格约为2400元。想象中的粮食危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要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充分国际化市场化了，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因此，中国的粮食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次，则是科技进步。中国不同地区粮食产量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高施肥量地区(东部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仅占全国的30.5%，而产量却占全国的34.4%；中施肥量地区(中部地区)播种面积占全国近44.7%，产量占全国的46%；低施肥量地区(西部地区)虽然播种面积占全国的24.6%，但产量不到全国的20%。如果在中西部都能达到东部地区这样的施肥水平，其产量都可以获得很大提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表示，中国到2015年的粮食亩产目标是达到900公斤。他说，根据大多数专家学者的估算，水稻的光能利用率最多是2.5%，依据这个标准，“超级杂交水稻”单季稻的*5产量为1500公斤每亩。而根据袁隆平的介绍，目前全国水稻平均亩产为420公斤。

　　虽然在理论上中国不可能出现大范围全局性的粮食危机，但粮食生产上出现的问题也包容忽视。这其中*5的问题就是土地抛荒，农民不愿种地而进城打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句话，农民种粮不但无利可图，而且是严重亏本。可以说，种粮的农民越来越少，种经济作物的农民越来越多。这个主要原因是对种粮的补贴太少，以至于成本远高于收益，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一个五口农民之家一人一亩地，总共五亩地。一年有两收，即夏收和秋收。夏收小麦，秋收玉米。小麦亩产800斤，总共4000斤。玉米亩产也是800斤，总共也是4000斤。一斤小麦是0.9元，一斤玉米是0.8元，一亩地补贴是60元。这样，总收益就是3600+3200+300=7100元。化肥.种子.农药.水费.犁地费等等，一年下来是3000元，每亩600元。五亩地需要两个劳动力工作两个月，一月工资1500元，总工资是6000元。那么，总成本就是3000+6000=9000元。这样一来，农民种粮就亏9000-7100=1900元。在这样情形下，农民能不抛荒土地么？老老实实种粮不但发不了财，连生存都很困难。所以，有的地方到处都是荒地，年轻力壮的都外出打工去了。以前，一斤稻谷的国家收购价格可以买4到5斤一般小蔬菜，现在多少？恐怕一斤对一斤也很难买了。今年国家稻谷的收购价格是每百斤120到140元，市场上的小蔬菜至少都是一元多一斤，更有好几元一斤的。谁还种粮食？这种对土地的抛荒不仅会导致粮食产量当年减少，而且还会因为土地长期闲置肥力退化，将来就是再种，产量也可能上不去。长此以往，引发粮食危机倒也不是不可能。

　　对这种趋势，治标之道只能是尽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市场机制下努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而彻底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足土地抛荒的问题的治本之道还是应该落脚在土地所有权的明晰上。

　　中国目前农村的土地还是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这种源于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来源于苏联。十月革命一成功，列宁就宣布了《土地法令》，应允将土地归还农民所有。然而，事实上，俄罗斯的土地一直归国家所有，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几乎是与政权的确立同时进行的余粮征集制就大规模地破坏了农村本已不堪一击的农业生产，把它推上了危机的漩涡。造成这种情况的有多种原因，但其中的主要之点，是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农村没有什么了解，因为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没有在农村工作过，列宁在国外很长时间，十月革命前几乎都生活在国外，斯大林也没有下过农村，所以布尔什维克党有个先天的不足，就是对俄罗斯的农村、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不甚了了。到斯大林时期，更把农业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其具体方式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所谓“集体农庄”。苏联政府于1932年12月31目颁布一道命令，在国内恢复身份证（沙皇时期实行过）制度，没有身份证便不能迁徙，而农民却没有身份证，只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这样，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栏数骤降1/2至2/3。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35年才开始复苏。苏联农民对集体农庄制的评价是“第二次农奴制”。而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一书中也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所谓“农奴制”一般是指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剥削奴役农奴的经济制度。由于被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奴，故名又称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很显然，这种制度残酷自私，不人道，还妨碍生产力发展。因而，如何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都会首先拿这种制度开刀。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任何当事人自己比别人更知道什么对自己*4，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个人最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好，人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在乎，最愿意想尽办法去 保护，这是再天然不过的人的本质。任何自认为自己或领导可以代替农民做选择的人，只是在为自己剥夺农民的选择自由找借口。没有 一个人会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在土地私有以后会轻易地卖掉，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命根子，不会像别人担心地那样拿去换酒喝。其次，土地私有更有利于土质改良和价值 实现。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了，农民会更愿意在地上投入更多的钱，保持土质不改变。再次，也就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土地私有以后，让农民有更多机会，更大空 间，更多能力把土地非农用的资本价值发挥出来。只有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官员、开发商向农民要 地，而不是让农民从官员手里要地，农民才是主人，随后的农村制度演变才能以农民作为主人的地位为起点。

　　所以，在国际市场健康存在，科技水平又在不断进步的前提下，我们只要解决了土地的产权问题，粮食危机就不会发生，所谓18亿亩红线不能碰之类说法也只是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