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地方政府希望能抓住国家这轮稳增长的契机，利用宽松的融资政策来加快搞基建。在此背景下，融资平台借力“稳增长”多渠道筹钱，融资功能强势回归，重新“得宠”(9月24日《经济参考报》)。

　　作为中部地区某省会城市政府融资平台的一把手坦言，短短六个月后，局面大逆转，商业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企业债、基金等融资渠道似乎都通畅了。

　　公共产品已经成为此轮稳增长的一个极。作为专门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而生的地方融资平台当然又派上用场了。国家坚持地方融资平台等债务开正门、堵邪道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在有掌控的情况下，各地依照财政收入等实力，允许发行地方债。同时，将到期的贷款转为地方债，以减轻地方还债压力。为了稳基建、稳投资，对融资平台适当松口有其必要性，但是，即使正门也不能开得太大，更不能重蹈覆辙，使得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政策比整顿以前更加宽松，放得更开。这必将出现一放就乱的情况，重新酿造新的金融风险。

　　国内外最为忧虑中国的就是隐形金融风险，包括银行坏账、房地产贷款风险以及地方债务风险其中地方融资平台占比*5。前几年审计署审计出的将近18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不但没有消化，这几年又膨胀十几万亿元。如果地方融资平台盲目扩张性融资卷土重来，那么，一两年时间必将成为中国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稳基建、稳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不过此时放开融资平台融资功能仍须警惕潜在债务风险。

　　比如：一位地方城投公司说：“与原来有所改变的是，当再次融到钱后，我们会把注意力从原来的主做公益性的项目，调整到主做经营性项目去。”看来，这些城投公司是先融到钱，再去找项目，也就是说钱多得需要去寻求项目了。先融钱再找项目，其中风险之大可想而知，资金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从融资方式来看，公共产品一个特性是投资大、周期长、回报低、见效慢。这类项目绝不能再采取过去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性融资模式了。债务性融资模式资金成本高、还款压力大，根本不适应公共产品。一定要转变公共产品融资模式，将过去债务性融资转向权益性融资，比如，大力推行PPP模式；对经营好的项目可以发行长期可转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也可以投资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公共品项目等。

　　地方融资平台融资不仅仅是一个开前门、堵后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融资方式转变的问题。融资方式的转变既消除了隐形预埋的金融风险，又减轻了项目融资成本和偿还压力。更重要的是地方公共品建设融资方式要下决心转变到权益性融资上来。
        本文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