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林毅夫举的例子，1988年国内出现18%的高通胀，如果按照西方经济理论，遇到高通胀一定是提高利率。提高利率鼓励储蓄，投资需求减少，消费需求减少，通胀自然就下去了。但当时中国没有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采用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主流理论一定认为这种政策“绝对错误”。但事实证明，如果真是“绝对错误”，那中国怎能做到从1979年到1988年每年经济维持10%左右的增长？

　　我想到2010年，当时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投资过度所致，这时候要治理必须从“财政端”入手，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货币供给相应降低，很快经济就可以恢复正常，而且民间资本的活跃度将得到很好保护。但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搭配，结果是什么？民间企业、小微企业被高利贷击垮，而国内需求被严重破坏，中国经济主动性增长“折了”。中国经济今天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与之无关吗？

　　林毅夫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看得很透，讲得很准，却势单力薄。林毅夫再次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非得学习西方吗？他说：“70年过去了，‘西天取经’结果怎样？世界银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而且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国家，除去这8个，只有5个经济体，分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他说，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来制定推行政策是成功的。少数几个发展绩效比较好，或者转型绩效比较好的经济体，他们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贡献。这一点特别重要，不只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需要。中国作为*5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能实实在在地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

　　所以，让林毅夫这样的一批经济学家牵头，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创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这不只是大国实力之必须，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