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9月证监会立案稽查万福生科[0.00% 资金 研报]以来，平安证券的命运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一IPO财务造假案所涉金额远超绿大地，众所周知平安又有极深的背景，一场博弈在所难免。此后发生的事情跌宕起伏，但是外界所能了解到的内情仍然十分模糊，更多细节或许还要等待整个事件尘埃落定。

　　本文主要基于我以及我身边几位同事、同行的采访和观察。受限于记者的一些局限，比如采访的深度和广度、信源的可靠性和专业能力的不足，文中所述一些事实未必全部准确，分析论证也可能流于偏颇。但我会尽量遵从事实逻辑，大致梳理出一些脉络。

　　纵观事件始末，证监会意在走出为企业信用背书的死胡同，决心办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案，给发行人和中介机构一个终身不忘的教训，也是为今后放弃盈利判断的全新审核方式做好铺垫。这是证监会的底牌。前任主席郭树清治下，证监会稽查部门已经查清基本事实；现任主席肖钢则为此做好了直面各种压力的准备。

　　平安证券此次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是它成功保住了保荐承销的业务牌照。这是它的底线。平安集团并未调动所有资源力保平安证券，它希望借此警示平安证券的管理层，管束这个总是惹是生非的孩子。

　　作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平安证券原总经理薛荣年及其核心团队对最后揭晓的结果却似乎完全没有准备。薛荣年没有料到此次处罚如此严厉，即使他和团队已经转会到华林证券，仍然被追责，并且还丢掉了证券从业资格。他曾经试图不给平安证券留下片纸，但最终平安却实现了完美的复仇。

　　撇去浮沫，IPO这锅滚汤里最终还是沉淀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尽管平安证券暂停3个月保荐机构资格可能无关痛痒，但是先行赔偿机制却具有历史意义。它将是券商投行部门的一个标杆——到底公司有多少钱能够用来为自己的不尽责买单？高压之下，一定会有中小券商放弃高风险、低收益的IPO业务。

　　但是，薛荣年以及华林证券还有机会吗？
 

　　发布会时点

　　5月10日(周五)下午，整个投行圈和全国的财经媒体，都在关注着深圳和北京先后相隔不到一个小时的两场发布会。前者是平安证券主动认错、提出先行赔偿机制；后者是证监会宣布对平安证券以及其他相关投资人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处罚。

　　在这一天之前，有关平安的处罚传闻再度甚嚣尘上。我在之前的一周(5月初)已经得到消息，证监会主席办公会议将在5月6日(周一)讨论万福生科案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方案，并将在5月10日宣布。但在这一周事情又起了一些波澜，中间一度然我怀疑证监会遭到外部干扰，因此直到周五下午走进证监会新闻发布会现场的那一刻，我才最终确定——有结果了。

　　在证监会一楼的听证室内(这里不久前还见证过那次史无前例的IPO财务核查抽签)，主讲台上摆放着五张名牌，除了担任发言人的办公厅之外，分别还有稽查局、稽查总队、创业板发行监管部以及证券业协会。如此阵势，处罚结果也就绝对不会轻描淡写。
 

　　“诚意”秀出来

　　直到最后一刻，平安证券也没有料到证监会会在几乎同时召开通气会——它原本以为监管部门会让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做足姿态。

　　平安的表态尽显诚意和专业。虚假陈述投资者补偿基金的公告让我想起当年股权分置改革的种种许诺，这无非是一个提出对价的要约，投资者接受要约也就意味着放弃向平安进一步追责的权利。

　　平安证券董事长兼CEO在发布会上言辞恳切。平安方面准备的答问也承认公司的合规管理存在问题，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同时推动投资者尽快得到合理补偿。

　　我们当然欢迎这种姿态和行动。但是这最终的方案并非一蹴而就，平安证券从一开始就在用尽全力做危机公关，希望尽量减轻处罚。

　　从去年9月开始，平安证券就不断向媒体传递各种追悔莫及的姿态，同时强调自己通过流程重构已经“触及灵魂”，从此“浴火重生”。

　　今年4月上旬，平安证券曾上报过一个解决方案，并准备好召开记者会。此时已经有部分媒体得知平安的处罚是较轻的暂停3个月保荐资格，而非6个月。但是4月中旬，平安先是通知在深圳的媒体参加在威斯汀酒店的发布会，记者们已经在半路上，却又紧急叫停。显然，这一次方案没有获得证监会通过。

　　到了4月下旬，市场有传闻深圳市领导携平安证券管理层赴京做最后的争取。

　　平安非常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暂停资格的时间，否则一旦暂停时间过长，必将失去大批客户。IPO窗口一旦打开，它必然与市场脱节，客户进一步流失，团队也将难以稳定，后果将是崩溃性的。

　　为了“保牌”，平安只有付出更高的代价。
 

　　互谈“底牌”

　　从胜景山河到万福生科，再到最近的海联讯[-0.12% 资金 研报]，平安已经让证监会忍无可忍。

　　平安证券可能想不到的是，它恰恰又给了证监会亮出底牌的时机，甚而，它自己就是底牌的一部分。

　　证监会需要立威、高顿。一方面，万福生科案性质恶劣，需要给市场一个交代；另一方面长期的发审实践明确无误的告诉证监会，它没有能力判断企业的投资价值，更无法为企业的信用背书，监管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它需要树立一个负面典型，如果这个典型有足够的市场分量，更好。

　　平安证券显然有足够的分量。但是要树立这个典型难度不小。其一在于平安集团的深邃背景；其二是证监会对于暂停保荐机构业务资格这一大杀器也心里没底——宝剑长久未出鞘，这一刀下去，到底是无关痛痒，还是见血杀人？

　　后者可能还好办，保荐承销管理办法规定得并不具体，证监会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暂停资格做出明确的定义，以此掌握力度。

　　但是前者，就要看平安集团是怎样的态度。现在的事情发展已经说明，平安集团并没有动用它全部的资源力保平安证券，否则不可能去北京做工作的只有一个深圳市市长。

　　2011年下半年，平安集团与原平安证券总经理薛荣年之间已经彻底摊牌。平安集团要求平安证券加强内部合规管理，甚至有意指派新的内核负责人以制约日益羁傲不驯的薛荣年，遭到后者强烈的反弹。最终的结果就是薛荣年在这一年年底出走，以及大量的平安证券投行骨干追随薛荣年而去。在最困难的时候，平安证券只剩下二十多名保代。

　　薛荣年的出走不仅基本上毁掉了平安的投行业务线，也极大触动了平安集团。去年一度有传闻平安集团要卖掉证券牌照。考虑到未来证券牌照放开价值量下降，以及平安证券这个坏孩子过去给整个集团品牌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因此，平安集团也有一个“底牌”，这就是希望借外力整肃平安证券，对新的管理层立威，严防出现第二个薛荣年。

　　我们的判断是，证监会与平安集团互相探到了对方的底牌，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前者对平安尽管做出了严厉的处罚，但仍然网开一面，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平安集团对此认可，并且督促平安证券与监管层达成妥协，不再申诉。
 

　　两种命运

　　平安证券的危机公关最终获得了回报。但是薛荣年的自负却彻底葬送了自己。

　　在这场博弈中，平安证券一方面极力做出认错、悔改的高姿态，另一方面把屎盆子一骨脑扣向薛荣年。去年9月事件刚一爆发，平安证券就与媒体做沟通，大意是前一个团队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责任都要我们承担？

　　安徽庐江人薛荣年早期是个标准的屌丝。跟许多从小地方靠读书走出来的年轻人一样，他心有不甘，自我驱动，但是又急躁、自负。自负与自卑，经常又是共同体。

　　薛荣年多年经营政府关系，这是他拿到许多IPO项目的基础。但是政府资源也是他的诅咒。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关注最可能上市的“成功”企业，无非是利益关系，谁都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底层中小企业培育服务。从政府手里拿项目，快则快矣，但迟早一天要还。

　　薛荣年对不止一次的对媒体说，“那些项目都是地方政府让做的”。问题是，你不去“找”，不去“送”，政府干啥给你做？

　　薛荣年也高估了他在“会里”经营的资源。的确有一段时间，发行部门预审员这样的基层干部就能发挥关键作用，很多券商高层都乐于结识这些主任科员、处长。但是郭树清来证监会不久就搞了一次大轮岗，许多长期在关键岗位上的处长被调离，早年的人脉瞬间积累付诸东流。

　　薛荣年带着几乎整个核心团队转投华林证券，这一次他同样小看了平安的复仇意愿。显而易见的是，平安这块牌子绝不是善茬。

　　最后，他高估了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IPO本来已经是投行业务线的明日黄花，高成本、相对低产出、节奏不可控、风险日增。

　　如今，薛荣年以及他带到平安的曾年生、崔岭都失去了证券从业资格，三年内无法在证券公司从业。华林证券虽未被处罚，但是没有了薛荣年的华林，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券商。

　　摆在薛荣年有面前有两种选择：

　　申诉、抗辩，则鱼死网破；认罚、服输，则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样一个人，才智用到正道上，仍然相当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