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加工贸易都被认为是我国外贸顺差的主要贡献者。在2007年之后全球再平衡的背景下，我国外贸政策开始倾向于减少加工贸易比重而增加一般贸易比重，以平衡贸易收支。随着外贸政策的上述调整，一般贸易比重不断上升而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下降，但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居高不下，这一现象显然值得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加工贸易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政策目标导向划分，加工贸易先后经历了以“三来一补”为主要方式的“起步阶段”（1978~1987）；国家实施“以进养出”，给予加工贸易财税优惠政策的“积极鼓励阶段”（1988~1994）；为规范加工贸易发展，对其“加强监管阶段”（1995~2006）和为降低高额贸易顺差，限制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收紧阶段”（2007年至今）。

在“积极鼓励阶段”，通过给予加工贸易财税优惠、放宽限制等措施实现“以进养出”的贸易战略；进入“加强监管阶段”后，政府规范并加强了对加工贸易发展的监管，贸易政策逐渐收紧；进入“政策收紧阶段”，巨额贸易顺差促使政策收紧，以2007年为代表，国家集中出台加工贸易产品出口退税调低、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等抑制加工贸易发展的财税政策。

经过以上四个发展阶段，加工贸易呈现出总量增加，但比重先升后降的特点。

具体而言，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6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5734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7%；加工贸易占比在积极鼓励阶段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由1988年的26%上升到1994年的44%,平均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在规范发展阶段，占比略有下降但总体高位盘整；在2007年进入政策收紧阶段后，占比则不断下降，由2006年的47%下降至2015年的31%，平均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以“大进大出”为特点的加工贸易被认为是引起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据此，有观点认为，调整外贸结构、逐步提升一般贸易比重，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从而平衡我国贸易收支。在此种政策思维导向下，自2007年开始加工贸易进入“政策收紧阶段”，加工贸易比重由此不断下降而一般贸易比重相应不断上升。以2008年为界，一般贸易占比为48%，首次超过了加工贸易占比并呈现比重不断上升趋势。

但是，与贸易政策调整初衷相反的是，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并没有随着加工贸易占比下降而下降，尤其是加工贸易顺差规模并没有随政策收紧而缩小。具体而言，进入加工贸易“政策收紧阶段”之后，我国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下降但是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却出现大幅扩大。同时，2007年以后加工贸易顺差规模并没有随着政策收紧而缩小：在2007~2012年间，加工贸易顺差总额增长53%，平均每年增长近11%。不仅如此，虽然加工贸易比重下降了，却也没有带来货物贸易顺差相当于GDP比重的下降，相反，货物贸易顺差相当于GDP比重还从2000年的2%波动上升到了2015年的5%。

进一步观察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结构，2011年以来，加工贸易顺差占比不断下降而一般贸易顺差占比持续上升；尤其是2014年一般贸易由逆差转向顺差，且2015年接近一半的顺差来源于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占比基本持平。

以上分析表明，自2007年进入加工贸易政策收紧阶段以来，加工贸易比重的下降并没有使货物贸易的国际收支更加平衡。

一直以来，在流行的舆论中，加工贸易都被等同于是在价值链低端“卖苦力”。因而，压缩加工贸易也就被推演为是自我加压努力转向“中高端”，是对“调结构”的支持。然而，现实与这种凭空的臆想并不吻合。回望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整个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一些企业买入有竞争力跨国企业的经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加入全球产业链、以“贸工技”“干中学”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向“中高端”爬升的。

其实，这种机制到目前并无任何改变。以高新技术为例，数据显示，其出口同比与加工贸易出口同比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加工贸易出口同比下降伴随着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下降；加工贸易进入回暖期也会带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升。进一步观察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加工贸易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以2013年为例，我国高技术产品共出口6603亿美元：以一般贸易的方式出口1107亿美元，仅占17%；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4314亿美元，占比65%。

展望未来，在全球贸易总体萎缩、我国各种要素成本已显著提高的背景下，如果继续对加工贸易另眼相看，将进一步加剧其萎缩，或阻断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产生的知识技术外溢通道，最终不利于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本文来源：*9财经日报；作者：鲁政委 李苗献 蒋冬英